围棋的起源（二）唐代以前围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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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的起源

第二章唐代以前围棋

　　1.春秋至两汉：围棋逐渐普及

　　围棋诞生之后，直到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76），一直未有确切的文字记载，这一段时间围棋发展和流行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值得欣慰的是，从后人的一些记载以及民族学和民俗学的一些资料中，可以大略地勾画出一个轮廓。

　　围棋在古代除了娱乐竞技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功用，即“一枰之间，方罫之内，胜负视乎多寡，所以商度而计较者。”（焦循《孟子正义》）也就是说，下围棋可以培养一定的算术知识和计算能力，有发蒙益智的特殊功用。

　　张华《博物志》“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的说法，以及《孟子·告子》“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的观念，分别从正面和侧面证明古人是很重视围棋的这种功用的。数即算术，在周代是六艺之一。《周礼·地官·大司徒》载：“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是周王室及贵族子弟的必修课程，事关德行教养，意义非同小可。《玄玄棋经》礼卷欧阳玄序说：“古者人生八岁入小学，比及弱冠而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事偏习矣。他日因射之余意为投壶，且寓礼焉，因数之余意为弈，且寓智焉。”晏天章也说：“弈之为数，即六艺之数也。”可见古人在围棋与数和围棋与六艺关系上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20世纪初，日本学者青木文曾旅居西藏学习喇嘛教义。他在参观为未来的僧官和俗官而建立的贵族子弟学校时发现，那里的学生就是靠藏棋——一种与围棋极其相似的棋艺游戏，用摆放棋子的方法来学习和练习算术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文字资料和民族民俗学的资料是在告诉我们，围棋正式诞生后，其娱乐性、趣味性和竞技性还没有被人们很好地认识时，它的流传相当程度上是有赖于它的教化益智的功用，而且流行范围较窄，主要是在王室和贵族子弟中。其流传方式，除自学外，至少在西周时，还有设课教习的可能。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逐渐衰微，礼崩乐坏。紧接着的春秋、战国（公元前475—前221）时期，诸侯争霸，列国称雄，战争频仍；社会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出现了牛耕和铁器，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社会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开始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在这个时期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动，渐趋活跃，最后造成了战国时期诸子之学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样的社会环境，促使围棋跳出宫廷娱乐和教化益智的狭小范围，开始流传到民间，并逐渐传布开去。

　　到春秋时期，围棋在诸侯士大夫中已流行得比较广泛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呜呼……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可靠的涉及围棋的记载，时间是公元前548年。人们在谈话中使用比喻，都是选择互相之间比较熟悉的事物作喻材，这样才能使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更为形象，更为明白，对方也才能准确无误地领会。大叔文子用围棋作比喻绝非偶然，说明在卫国的宫廷和士大夫中，围棋已有相当程度的开展，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事物。卫国只是当时十多个诸侯国之一，地处当今河南濮阳一带。而这十多个诸侯国互相之间的联系，以及与周王室的联系都比较密切。这说明围棋在各国开展流行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至少是都有所开展了。

　　“举棋不定，不胜其耦”，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朴素的围棋理论，具有基本的指导意义。它总结前人下棋积累的经验，概括了一个制胜之道：下围棋时，每落一子，必须深思熟虑而又要当机立断。若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就战胜不了对方。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只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可它却是当时人们对数百年围棋经验的精辟总结。从此后它成了棋手时刻必须注意的警句格言，也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一句成语。

　　随着围棋在社会上特别是社会上层人士中的逐渐流行，它与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围棋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可以开拓人的思维，培养计算能力、判断能力和敏捷的反应，带来无穷的趣味和愉悦；另一方面它又因耗时费日影响人的其他活动，或者使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因此，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对围棋褒贬不一的议论。《论语·阳货》有这样一段话：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是“仁”，而要达到这种境地，必须学“道”。他上面这番话就是基于这种思想向弟子们讲的，意思是如果人饱食终日，于学“道”无所用心，则很难安排自己，必然要生淫欲以打发日子。不是有博和弈一类的游戏吗？如果从事这些游戏，还胜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生淫欲。在他看来，博和下围棋当然不能和学“道”相提并论，但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如果能从事博和围棋，就会得到一定的快乐和满足，阻止淫欲邪念的萌生。他的观点和倾向性很明确，与《左传》中大叔文子的话毫无褒贬之意有所不同。

　　还有一部叫作《关尹子》的书，传为周人尹喜所作，原书已佚，今本是宋人所辑，书中有不少谈及围棋的地方，如“道虽丝纷，事则棋布”，“两人弈，相遇则胜负见”等。其中还有这样的话：“习射、习御、习琴、习弈，终无一事可以息得者。”他是为了说明什么事都要坚持不懈才能达到目的，举学习射、御、琴、棋为例，指出这些技艺没有哪一样是不经过长期学习就可以学到手的。宋人辑佚此书不知是否有可靠的依据，但从所举的事看，都是周代六艺之一，可能也并非完全杜撰。这段文字本身虽无褒贬之意，但以围棋直接代表“数”艺，而且与其他几艺相提并论，其褒扬的意思就再明显不过了。战国时齐处士尹文撰有《尹文子》一书，原书已佚，今本是东汉人伪托，其中讲道：“以智力求者，譬如弈棋，进退取与，攻劫收放，在我者也。”认为围棋是智者的游戏，褒扬之意更为明确。

　　战国时期，出现了对围棋贬斥得十分尖锐的言论。《孟子·离娄下》载：“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善事父母为孝，古人对孝极为重视，被视为人伦之大节，孔子就有“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敬兄）”（《论语·学而》）的训导。将围棋列为五不孝的行为之一，足见世上一些人对围棋已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孟子是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曾游历齐、宋、魏等北方诸国。五不孝的说法既然是“世俗所谓”，足见在北方一些国家的社会下层中，围棋已经流行开来了，而且以钱财作注赌棋的风气也开始出现，以至于有的人沉迷围棋而不顾奉养父母。

　　随着围棋的流行和发展，著名的围棋高手开始出现，第一位见于文字记载的围棋高手，是战国时齐国的弈秋。《孟子·告子上》载：

　　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非然也。

　　古代有许多因技艺杰出而传名于世的人，都是以其技艺加称其名。弈秋便是这样。因为他名秋，围棋下得好，在齐国冠绝一时，所以称他“弈秋”。至于他的本姓则无人知晓了。中国古代没有专业围棋和业余围棋的概念，也没有专业棋手和业余棋手的概念。我们今天只有以是否靠以棋为生来予以辨别。从《孟子》的话看，弈秋是在课业授徒，而且声名甚显。这表明战国时期，在社会生活中围棋已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而弈秋就是第一个留下姓名的专业棋手。这件事的出现，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围棋已开始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棋艺精湛的高手必然会得到人们承认和一定程度的尊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统一了中国。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起一个疆域空前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大帝国。秦王朝的建立，对社会的统一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却造成了空前的大劫难。秦始皇为保证嬴氏江山得以万代相传，防止诸生以其所学惑乱民众，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实施严刑峻法和文化禁锢政策。规定除秦记和医药、卜筮、种树的书之外，其它如《诗经》、《尚书》等典籍，以及诸子及百家之书统统都得烧掉；世人有相对聚语议论这些书的，处以死刑，而借用这些书以古非今的诛灭九族。围棋这时在大多数人眼中只是一种微艺末技，也没有出现专门的棋艺著作和棋艺理论著作，但因为它同天文、数学、阴阳、军事知识有关，经战国之后又很容易同纵横家学说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围棋至少是两人相聚，若是下注赌棋还会招来更多的人，所以虽然没有明令查禁，但人们为免招是非，也不敢下围棋了。另外，秦王朝设博士官职掌官学，严禁私学，因此也不可能有人课业授徒教授围棋。在这样的环境下。民间的文化娱乐根本无法谈起。本来就缺乏理论、还不够发达的围棋好似雪上加霜，完全丧失了活力，除能在极小的范围内，如宫廷内部的一些人中勉强生存外，几乎绝迹了。

　　秦始皇的万世之梦，不过两世就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彻底打破了。汉王朝建立后，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生产力迅速恢复并快速地发展起来。文化上，较灵活、开放，在儒家文化空前发展的同时，道家文化也得到发展，佛教文化、西域文化等外来文化也开始传入和被消化吸收。这样，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二百年间及东汉（公元25—220）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学、史学、音乐、艺术和自然科学等都非常繁荣发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良好的文化艺术环境，给围棋带来了勃勃生机，围棋出现了复兴局面，并有了新的发展。

　　两汉时期，宫廷中盛行围棋，许多帝王都爱好围棋。西汉的创立者汉高祖刘邦，就是著名的围棋爱好者。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卷三：“戚夫人侍高帝。……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他们二人围棋行乐竟形成宫中习俗，而且出现什么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要取丝缕拜求北辰星才能免疾的神秘传说，可见围棋影响之大。戚夫人多才多艺，擅长鼓瑟击筑，曾击筑伴和刘邦唱《大风歌》，又会弦管歌舞，还会围棋，自然深得刘邦宠爱。为此，刘邦几次想废太子（吕后所生），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后因吕后阻挠，张良设计请来四皓辅佐吕后之子而未成。吕后对此深深忌恨，刘邦死后，便将戚夫人和赵王如意害死了。戚夫人死后，她身边的宫女都被逐出宫。这些宫女在宫中或耳濡目染，或身体力行，自然都会下围棋，出宫之后，将棋艺带至民间，对围棋普及倒不无作用。汉宣帝刘询也很喜欢下围棋，而且水平还不低。据《汉书·宣帝纪》所载，他“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与刘邦不同，是一个知书识礼的天子。他未作皇帝前，同杜陵人陈遂十分要好，陈遂也是一个围棋爱好者，二人经常在一起下棋。陈遂棋艺略逊一筹，常常输棋，欠刘询不少棋注。刘询当皇帝后，准备擢用陈遂为太原太守，曾赐玺书一封：“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意思是太原太守官职不小，奉禄丰厚，这下可以偿还你当年输的棋注了。你妻子当时在旁边，那些事她完全清楚，可以作证人。结果陈遂深知为臣之道、今昔之别，不敢领此厚爱，婉言辞谢了。陈遂虽未受官，但此事亦算是历史上第一个围棋赐官的例子。汉宣帝还常与王褒等放猎，纵情享乐，辞赋为欢，朝中多有非议，他便借孔夫子的话说：“‘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

　　除了皇帝外，在刘氏诸王中，爱好围棋的也不少，如广川王刘去、淮南王刘安即是代表。刘去通诸经，史称“好文辞、方技、博弈、倡优。”刘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喜欢方士，也极好围棋。他那著名的《淮南子》中，就常常提到围棋。如“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围棋击剑，亦皆自然”等，说明他是深谙棋理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中的围棋之风在文人士大夫中也得到响应。前面提到的陈遂，即是一例。到东汉时期，爱好围棋的文人士大夫就更多了。像桓谭、班固、马融、李尤和黄宪等，都是著名的爱好者。

　　桓谭（公元前？—公元56），字君山，沛郡（今安徽濉县）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官至议郎给事中，是著名的经学家和哲学家。他著有《新论》，其中涉及到一些围棋的基本理论和实战理论，认为围棋与兵法相类；更视帝不懂兵法犹如不懂棋，结果使别人死棋得生、自己功败垂成。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先任兰台令史，后转迁为郎，典校秘书，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喜爱围棋，对围棋的深奥道理和丰富的文化内容作了严肃的探讨，曾撰《弈旨》一篇，第一次对围棋作了全面的论述，对围棋的特点多有发掘，是一篇划时代的围棋理论文章。

　　李尤（约55—135后），字伯仁，广汉雒（今四川广汉）人，累官兰台令史、谏议大夫、乐安相，是当代的辞赋家，被誉为有司马相如、扬雄之风。他有一首《围棋铭》：“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志之空闲，玩弄游意。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经纬，方错列张。”精炼地概括了围棋的特点和陶冶性情的作用，嗜棋之情溢于言表。

　　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官至南郡太守，著名的经学大家，生徒数以千计。他十分爱好围棋，认为围棋源于兵法，作有《围棋赋》，抒发自己一介书生在三尺之局的战场上，纵横驰骋的愉悦之情。

　　这时期，民间的围棋也得到恢复和发展。扬雄《方言》对地方语言研究颇深，所谓围棋“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本身就说明了中原地区民间围棋活动流行的程度。另据葛洪《西京杂记》卷二载：“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杜陵在今西安南，属京兆尹。杜夫子名不详，既被称为夫子，或因学识过人，或因棋艺超群，没有频繁的交流比赛，他是不可能得到“天下第一”这样的称号的。这至少说明，长安附近及其周围地区的围棋活动是相当盛行的。由于古代棋手的地位很低，围棋总的来说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因而棋手的姓名是很难见诸史乘的。一个“天下第一”的著名棋手的事迹都仅有几十字的记载，其他棋手就可想而知了。那些被湮没了姓名的棋手，虽然不能传名后世，但他们为两汉时期围棋复兴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两汉围棋的发展推动了围棋的理论研究，也促进了棋谱的收集和整理。棋谱的记录留存起源于何时，尚难以考定，但两汉时期是肯定已经比较流行了。一些优秀的对局谱，经收集整理后成为棋家珍藏之物，对推动围棋水平的提高，起了巨大的作用。至少是从两汉后收集整理棋谱便成了棋艺研究的重要方法，几千年来一直为棋手所沿用。可惜的是，汉代棋谱现已无处可寻，唯从成书于北周的敦煌《棋经》的“汉图一十三势”一句话中，才知道他们在唐以前还广为流传，为棋手们所推崇。

　　从当时棋手和围棋爱好者的籍贯和游历看，围棋活动在长江南北，即今天的河南、山东、陕西、河北、四川、江苏、湖南等地区都开展起来。而且根据一些资料推断，围棋还可能流传到了发羌、唐旄地区，即今天的西藏地区。西藏有一种藏棋，叫做“密芒”，意思是“多眼”，故又称为“多眼戏”。它的制式和规则除个别地方外，与两汉时期的围棋极为相似。围棋的历史早于藏棋，完全有可能是两汉时期或稍晚时候流传到西藏的。

　　2.三国时期：围棋迅速发展

　　三国时期（220—265），围棋继两汉时期的复兴和发展之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终于迎来了围棋史上第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随着人们对围棋娱乐性、趣味性和竞技性的认识的提高，围棋开始从各种游戏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陶情怡性、丰富生活的最受欢迎的游艺活动。而三国时期天下三分，兵事十分激烈的社会现实，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围棋发展的作用。围棋爱好者越来越多，遍及帝王、文人士大夫和各阶层民众。围棋理论和士大夫围棋观念开始出现，一些围棋规则和制度也形成文字并固定下来。从围棋流行的地域看，三国时期的围棋流行范围更为广泛，从中原地区和黄河流域逐渐扩大到了江南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这几个特征对后世围棋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最后一点，使得围棋活动的重心自此南移，在后来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南方围棋的水平——无论是普及程度或提高程度——基本上都高于北方。

　　三国时期的围棋，因政治、军事和人文地理等原因，正好形成魏、蜀、吴三个中心。

　　魏国围棋活动的发展，与曹操家族对围棋的爱好和提倡是分不开的。据《文物》杂志1978年第8期所载，在对安徽亳县曹氏家族墓地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一些松绿石的围棋子，说明围棋在曹氏家族中是十分流行的。就曹操本人来说，他不仅爱好围棋，而且棋艺水平还比较高，显示出一个大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聪明睿智和艺术造诣。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博物志》称，曹操与当时的围棋高手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都曾对局，而且“皆与埒能”。棋手因惧祸而佯输给帝王不是没有，但曹操“皆与埒能”，无论如何棋艺也不会太低。曹操经常下棋，这就需要对手，骑都尉天水人孔珪擅长围棋，正合曹操口味，于是，“宠爱有加，每在左右，出入随从”。

　　曹操的两个儿子魏文帝曹丕和任城王曹彰也喜好围棋。曹丕尚文，以著述为务，所作诗文十分典丽，而曹彰却善武，惯战善征。二人时常下棋，一文一武，风格殊异，想必是别有情趣。曹丕曾说：“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妙。”自称最擅长的是弹棋，围棋棋艺并不高。但他利用围棋玩弄的手段之残忍，却没有人能比得上。《三国志·魏书·任城王传》说曹彰是朝京都时“疾薨于邸”的，没有说详细经过。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尤悔》则明确说：“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閤共围棋，并噉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据考证，这个说法是可靠的。借下围棋来杀害同胞兄弟，这实在是围棋史上一件骇人听闻的大阴谋。

　　魏国围棋的发展，与文人士大夫的爱好也大有关系。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中的孔融、王粲和应玚都爱好围棋。王粲和应玚对围棋的发展还起了积极的作用。

　　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曾任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又任少府、大中大夫等职。恃才负气，善诗文。他爱好围棋，对棋理颇有会解，他的《与邴原书》说：“阻兵之雄，若棋弈争枭。”信手将围棋拈来作譬，自然而又生动。由于他的影响，他的子女也喜爱围棋。《后汉书·孔融传》载，孔融因与孙权使者语，谤讪朝廷，又不遵朝仪，放言跌荡，被军谋祭酒路粹参奏，下狱处死。“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行刑时，其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願！’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有识如此的一对小棋童，竟夭折于残酷的株连之法，实在令人感慨。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以博洽称著，才思敏捷，擅长诗文，又善算强记。他于围棋十分爱好，曾作《围棋赋序》：“清宁体能，稽漠玄神，围棋是也。”对围棋评价很高。《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王粲“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一时传为佳话。他死后，曹植作《王仲宣诔》称：“何道不洽，何艺不闲。綦（棋）局逞巧，博弈惟贤。”盖棺论定，对他多才多艺，精于围棋，给予很高评价。

　　应玚（？—217）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东）人，以文章见称，官至五官中郎将文学。他爱好围棋，精于弈理，曾作《弈势》一篇，是关于围棋的著名论著，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魏国还出了一个棋艺理论家，名叫邯郸淳。据《三国志·魏书·刘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颖川（今河南禹县）人，博学有才。曹操素闻其名，召与相见，十分尊敬他，后来官至博士，给事中。擅书法，八体悉工，兼通诸艺，曾写有《投壶赋》千余言，又写有《艺经》，内容包括当时的各种艺术活动，围棋是其中一部分。他这部著作保留了许多汉魏时期的围棋资料，价值极高。此书很早便散失了。《隋书·经籍志》也不见著录，其残篇散见于《数术拾遗》注、《文选》李善注、《太平御览》、《说郛》等书中。

　　蜀地围棋的开展，可能略晚于中原地区。刘备据蜀后，带来大批外籍将领和官员，他们之中不乏围棋爱好者，特别是诸葛亮、费讳等尤为著名，这就有力地推动了蜀中围棋的发展。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济南）人。三国蜀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下围棋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只有一些传说。如清《宝庆府志》：“棋盘崖在宝庆府城南五里，相传武侯宴兵着棋于此。有石盘广六尺，棋痕尚存。”宝庆即今湖南邵阳市。又宋王应麟《玉海》：“棋盘市，一曰南市，在虎广盗媷下，武侯陈营处也。”诸葛亮“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又有“卧龙”之称，精通兵法和经国治世之术。当时围棋在军事将领和文人士大夫中已形成风气，而且认为围棋是“兵法之类”。下棋犹如斗兵，纹枰之称不亚于战场，寄情方罫，用兵斗智，同诸葛亮羽扇纶巾，运筹帷幄，决战于千里之外的战略家、军事家气度是完全一致的。

　　官至大将军、录尚书事，继诸葛亮、蒋琬执政的费祎，也是蜀国酷爱围棋的官员。费祎（？—253）字文伟，江夏<黾阝>（今河南信阳东北）人。他识悟过人，能过目不忘。在当尚书令时，军国多事，公务烦猥，可他照样下棋游乐而又不误公事。延熙七年（244），魏军来犯，费讳率军御敌，“光禄大夫来敏至讳许别，求共围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敏曰：‘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原来来敏有点不放心，在费祎行前来试探一下。看到他镇定自若，专心弈棋，有临阵不乱的大将之风，就放心了。后来，费祎果然击退了魏军。

　　三国时期，要数吴国的围棋活动最为深入、普及。这一是三国之中吴国最为承平，社会比较安定，各种艺术都有很大发展，给围棋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二是两汉时期吴地围棋就十分盛行。三是士大夫中爱好围棋的人特别多，对世风颇有影响。其代表人物有孙策、吕范、顾雍、陆逊、蔡颖等。

　　孙策（175—200）字伯符，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是割据江东建立吴国的奠基者。吕范（？—228）字子衡，汝南细阳（今河南汝南）人，避乱寿春，孙策见而异之，厚礼有加，遂归孙策，官至大司马。孙策与吕范交往很深，以“亲戚待之”。同时他们又是棋友，常于纹枰对弈时商讨军国大事。他们的对局谱，在宋人的《忘忧清乐集》中尚可见到，题为“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

　　顾雍（167—243）字元叹，吴郡吴（令江苏苏州）人，为吴相十九年，常聚幕僚围棋。他的儿子在豫章太守任上去世，他知道后，强抑失子之痛，围棋依旧，只是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开围棋豁情散哀、镇物矫情的先河。

　　陆逊（183—245）字伯言，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官至大都督，是东吴名将，常在军中与诸将围棋射戏。哪怕敌人来犯、军情紧急时，也围棋射戏如常。

　　蔡颖，吴人，是太子孙和的侍从。他的棋下得较好，是宫中翘楚，以至“直事在署者颇斅（学）焉”。弄得孙权十分惊恐，担心由此影响宫中的正常活动。

　　以上这些人，除吕范外，其里籍都在吴地，可见江南一带的围棋渊源有自，至少在东汉时期就有相当基础，而三国时期只是发展得更快、更流行罢了。

　　吴国围棋的普及，促进了围棋棋艺水平的提高，涌现了一批围棋高手。严子卿、马绥明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严子卿，名武，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卫尉严畯再从子。他的棋艺相当高，以至到了“莫与为辈”的地步，与皇象的书法、宋寿的占梦、曹不兴的画、郑妪的相人，以及吴范、刘惇、赵达三人的数术，世皆称妙。谓之“八绝”。

　　马绥明，字号里籍不详。有人认为是晋赵王司马伦的舍人，名朗，字绥明（一作思明），曾撰《围棋势》二十九卷。他和严子卿一样，棋艺很高，在棋坛享有盛誉，以至晋人葛洪在《抱朴子》中这样赞道：“围棋莫与敌者，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

　　吴国的围棋不仅棋艺水平高，棋谱的收集整理工作的水平也很高，当时不少棋手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些棋谱沾溉后人，几百年后还被棋家奉为圭臬。著名的敦煌《棋经》就两次提到“吴图二十四槃（盘）”。唐代诗人杜牧，在送著名棋手王逢的《重送绝句》中也说“一灯明暗复吴图”。遗憾的是这些棋谱后来除《忘忧清乐集》保留了一局外，都失传了。

　　由于吴国的围棋比较普及，下围棋的人很多，出现了一些因下棋而弃业误事的现象。太子孙和认为下棋妨事费日无益于用，劳精损思终无所成，要娱乐有饮宴琴书射御等活动即可，没有必要靠下围棋取乐。于是命寮属八人写文章矫正此风，规劝蔡颖等人。中庶子韦曜便写下了著名的《博弈论》。

　　韦曜，字弘嗣，本名昭，晋人因避讳改为曜，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他奉孙和之命作的《博弈论》有七百余言，列举棋者的种种极端行为，大加贬斥；将下围棋说得一无是处。他写道：

　　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大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

　　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伎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

　　最后，力劝弈者移博弈之力于正道，“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反对下围棋的人古即有之。例如战国时有人将博弈列为五不孝，西汉时有人讥嘲“天下第一”的杜夫子弈棋费日，说围棋“失礼迷风”，说围棋爱好者是“白黑简心”等等。但韦曜《博弈论》列举极端，不及其余，是对下围棋贬斥攻击得最厉害的一篇文章，在当时及后世都很有影响。

　　《博弈论》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首先，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既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起坏的作用，就像水既能载舟也能覆舟一样。这就有一个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它，以什么态度去对待它的问题。围棋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可以使人益智增识，陶情怡性，修养身心，得到艺术享受的愉悦和争胜竞技的乐趣。另一方面，围棋花时间，耗精力，若沉迷过度而毫无节制，甚至赌博成性，就会给人带来副作用，使一项高尚典雅的游戏成为陋行劣迹。第二，三国以前没有专业棋手和业余棋手的概念，朝廷也没有提倡引导的措施，对业余棋手下棋娱乐和专业棋手精研棋艺不加区别。第三，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正宗，而儒家文化强调和谐，强调纲常礼教的伦理道德。下围棋必然要争胜负，各阶层围棋爱好者必然要交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父子对局、君臣对局、贵族与平民对局等违反封建等级观念的情况。第四，在儒家文化的维护者眼中，功名仕途才是正事，潜心围棋当然是鄙贱之事。这就造成了一些腐儒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竭力反对围棋的现象。

　　由于围棋具有无穷的魅力，以及大多数围棋爱好者的持重、追求和努力，《博弈论》问世后，围棋非但没有衰落或绝迹，反而发展得更快了。这显然是孙和及韦曜等始料未及的。

　　3.两晋时期：潇洒儒雅的围棋

　　西晋和东晋时期（265—419）的围棋，是在一个极为特殊的环境下发展的。

　　两晋政治极其荒淫腐败。司马氏为了笼络士族，取得他们的支持，沿袭并发展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门阀观念十分严重。封建帝王和士族阶层正是依靠这种制度过着优游闲适、奢侈放荡的生活。他们崇尚虚无和玄言清谈，纵欲享乐，标榜风流。这种消极颓丧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尚，不可能造就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可是在一定程度上却为两晋文化艺术普遍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这一时期，文学、史学、经学和释老之学，以及书法、绘画、雕刻都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顾凯之等著名的艺术大师。围棋作为一种忘忧陶情玄妙莫测的娱乐活动和高雅的艺术活动，自然得到帝王、士族和民间人士的重视。一时间，朝野上下风尚围棋，以至于《晋书·葛洪传》说葛洪“不同于时人，性寡欲，无所爱玩”时，竟以“不知棋局几道，樗蒲齿名”为例。两晋棋风之盛，普及程度之高，由此可见。

　　在两晋的帝王中，以晋武帝司马炎最好围棋。他在宫中，常与中书令张华下棋。《晋书·杜预传》说，公元280年，镇南大将军杜预向晋武帝启请讨伐吴国的日期，晋武帝不允，认为待到明年方可大举进兵。杜预于是呈上伐吴的表章。当杜预将表章送至宫中时，晋武帝正在同张华下围棋。张华支持杜预的建议，把棋盘推到一边，力陈己见，主张立即伐吴，晋武帝这才同意了伐吴的建议。另外，他还常与侍中王济等下棋，李逸民《忘忧清乐集》中就保留了他和王济的一局对局谱。

　　在士族人士和文人中，围棋更受青睐。蔡洪、曹摅、殷仲堪、羊陶、裴遐、祖纳、王坦之、支遁及“竹林七贤”中的阮籍、王戎可为代表。

　　蔡洪，字叔开，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初仕吴，后仕晋，晋惠帝元康（291—299）初为松滋令，有才名。他爱好围棋，作有《围棋赋》一篇，抒发自己的棋情。其中“或临局寂然，惟棋是陈，静昧无声，潜来若神……或声手俱发，喧哗操扰，色类不定，次措无已。……尔乃心斗奔竞，势使挥谦，携手低欺，朱颜妒嫌”一段，不仅将弈者的各种神态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且，实际上也是夫子自道，趣在其中。

　　曹摅（？—308），字颜远，谯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惠帝时官至襄城太守，颇有政绩。他为政之余雅好围棋，作《围棋赋》一篇以见情志，自称是“既好其事，而壮其辞”、“当无为之日，差见玩于君子”。意思是这篇赋是为自己的围棋旨趣张目的，风流儒雅，可见一斑。

　　殷仲堪，陈郡（今河南淮阳）人，官至荆州刺史。袁羌，字里不详，是一个治《易》的学者。二人皆好围棋。殷仲堪在都时，常出去看人下棋。一次，袁羌与人在窗下下围棋，殷仲堪在屋里问他《易》义，衰羌应答如流，而围棋不辍，一时传为美谈。

　　羊氏家族是两晋时有名的士族。羊陶，名忱，字长和，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人，官至徐州太守。《世说新语·巧艺》载：“羊长和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弈余艺奠逮。”这说明羊氏家族中下围棋的很多，只是技艺不如羊陶罢了。

　　裴氏是魏晋之际的高级氏族，出了不少达官显贵。裴遐是裴绰的儿子，善言玄理，音辞清畅，与人谈论，一座嗟服。有一次他在平东将军周馥处与人围棋。周馥司马行酒令，裴遐耽思围棋未及时饮下。司马本已酒醉，不由大怒，将裴遐拽堕在地上。裴遐却毫不生气，面不改色地慢慢爬起来走还座位，又照样与人下棋。

　　祖纳，字士言，范阳（今河北徐水北）人，东晋时官至军咨祭酒，是那个“闻鸡起舞”誓欲收复中原的祖逖的哥哥。祖纳最有操行，又有清言，也酷爱围棋。据《晋书·祖逖传》，王隐曾劝祖纳：“‘禹惜寸阴，不闻数棋。’对曰‘我亦忘忧耳。’隐曰：‘……天下大乱，旧事荡灭，君少长王都，游宦四方，华裔成败，皆当闻见，何不记述而有裁成？……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俱取散愁，此可兼济，何必围棋然后忘忧也！’纳喟然叹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耳。’”当时，天下大乱，东晋仅据东南一隅，士族人士和文人都充满悲观失望情绪，对前途感到忧虑，因此，祖纳用班固《弈旨》语，说下围棋能忘忧。

　　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南）人，累官中书令，领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支遁，字道林，河内林虑（今河南林县）人，本姓关，少而任性独往，风期高亮，25岁入道。二人都嗜好围棋，而且对棋情棋趣都别有会心。《世说新语·巧艺》说：“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刘孝标注引《语林》说：“王以围棋为手谈，故其在哀制中，祥后客来，方幅会戏。”与前说稍异。方幅，指事物之正当者。也可能指用布帛等围成幅障。因围棋是“手谈”不必出声，与一般娱乐不同，所以王坦之哀制中照下不误。

　　“竹林七贤”是魏晋文人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崇尚老庄虚无之学，优游于竹间林下，放旷不羁，大多喜爱围棋，而且有许多惊世骇俗之举。

　　阮籍（210—263），宇嗣宗，三国魏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作魏国的步兵校尉，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为逃避司马氏集团的迫害，常醉酒佯狂，不拘礼教，傲然独得，喜怒不形于色。《晋书·阮籍传》说他极孝顺，他母亲死时，他正与人下围棋。消息传来，对局者请求罢棋，而阮籍却还要留对手决赌胜负。及至一局终了，他才“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竟将这种给人乐趣的活动变成了掩饰悲戚之情的凭借！

　　王戎（243—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年轻时常从阮籍游处，结成忘年之交。据《晋书·王戎传》载，他也很孝顺，母亲死后，曾辞却吏部尚书的职务，像阮籍一样不拘礼制，表面上照样饮酒食肉。或者看人围棋，实际上藏悲于中，弄得容颜毁悴，扶着手杖才能起身。

　　东晋士族以王谢两家最为显赫，这两个家族的人出将入相的极多，实际上是东晋士族政权的支柱。而东晋棋风之盛，也可以从这两个家族中的围棋活动中得到反映。

　　王导（276—339），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末他献策并拥立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被任为丞相。历仕元、明、成三帝。他领导南迁士族，联合江南士族，对建立和稳定东晋的统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王导嗜好围棋，他的从兄王澄、从弟王廙、儿子王悦、王恬等都爱好围棋。王导一家不仅爱好围棋，而且棋艺水平还不低。《晋书·王导传》说他的次子王恬“多技艺。善弈棋，为中兴第一。”当时官至徐兖二州刺史的范汪曾著《棋品》，书中说：“（江）虨与王恬等，棋第一品，导第五品。”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年40余始出仕，孝武帝时位至宰相。《晋书·谢安传》说他“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其实他不仅在为政上同王导相似，在好棋上也同王导差可比肩。他在“淝水之战”中下围棋的故事，就广为流传。《晋书·谢安传》就记述了他在“淝水之战”中，两次下围棋的故事。一次是大战之前，与紧张失常的谢玄决赌别墅。一次是晋军大胜的捷报传来时，他不露声色地和客人下棋。

　　两晋时期的围棋不仅开展得普遍深入，而且发掘出了围棋的新的功用，使围棋更富于艺术内涵和文化内涵，在三国和南北朝这两个围棋发展的高潮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围棋肇始，其功用主要在益智教化上，娱乐仅在其次。后来，随着人们的教育方法的多样化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教化功能逐渐变为其次，娱乐功能渐渐变成主要功能。至少在春秋以后，围棋又多了射利这一功能。到两汉三国时期，原来的益智逐渐由斗智代替，变成枰上校兵，用智斗法，“弈以机胜”。而娱乐也开始分成“乐以忘忧”、“志之空闲，玩弄游意。”两晋时期，围棋除继承了汉魏斗智娱乐的传统外，陶情怡性和抒情达意的艺术成分明显增强，像蔡洪和曹摅的《围棋赋》文采焕美，感情细腻，表明他们在临局对弈时，更重视感情的流淌和抒发。至于阮籍、王戎遇丧不悲，谢安知捷不喜，又明显地是将围棋作为修身养性之道。

　　围棋法自阴阳，变化多端，玄妙莫测，与《易》理本来就有相通之处。殷仲堪在袁羌下棋时问《易》，袁羌一边行棋，一边答《易》，给围棋深奥的义理又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和学术化的气氛。两晋文人士族、因其生活态度和生活习尚，在围棋中多追求一种风神高迈、潇洒放纵的有个性特征的情趣。像蔡洪、曹摅的清雅神秀，风骚独领，裴遐、祖纳的忘忧解恚，心无他累，阮籍、王戎的不拘礼教，我行我素，以及阮籍、王戎和谢安的悲喜不露，矫情镇物，都是凌轮前人，率然超脱、卓尔不群的个性化的表现。这种围棋态度和围棋情趣，对后世围棋，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围棋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谢安40岁前高卧东山，隐居不仕，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竞，而且兼善诸艺，既工书法，又善琴棋。位极人臣后，则以天下为己任，在淝水之战中，临战对弈，镇静从容，指挥若定，既赢得了纹枰上的胜利，又打败了符坚的百万大兵，保住了东晋的半壁江山。这种气度，很符合人们崇慕儒将之风，因此他围棋赌墅的故事，就成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又一个典故。而他那种行藏由己，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弈可定局制胜，为政可治国安邦的高世之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无疑具有一种抒发志得意满，告慰怀才不遇、宣泄积郁愤懑的象征意义。因此，他个人和他的围棋故事，便成了后世棋手、特别是文人士大夫棋手风仪神往甚至顶礼膜拜的对象。

　　隐逸和出仕是一对由来已久的矛盾。到两晋时期，它已成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性无法排遣的情结。玄言清谈、挥麈打坐固然风流潇洒，但言必语、语必声，似乎又有还不怎么艺术化、还不怎么风流到极致的遗憾。于是，“坐隐”、“手谈”的名目则应运而生，它们不仅给围棋增添了富有想象力的雅号，而且迎合了文人士大夫的需要。前者使他们失去平衡的心理恢复平衡，得到慰藉，后者使他们在艺术活动中高雅尚文的讲求遣情见趣的心理得到满足。正因为坐隐、手谈极为形象、极为恰切、极为艺术地概括了围棋的特点和功用，故尔不胫而走，为人津津乐道，很快变成了围棋最典雅的别称。

　　4.南朝时期：空前盛行的围棋

　　东晋之后，古代中国进入了南北朝时期（420—589）。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期间，南方社会除东晋末和梁末有一些动乱外，其余时间都比较安宁，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南朝文化是两汉文化到西晋文化再到东晋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向长江流域移植扩展的结果。它正好居于汉唐这两个古代文化极盛期的中间，有一种不可忽视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围棋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继两晋蓬勃发展的势头，地位更加提高，普及程度和棋艺水平也更加提高，出现了极盛一时的局面，形成了围棋史上第二个高潮。

　　南朝时期，历代帝王大都爱好并提倡围棋，而宋文帝在其中起的作用尤为突出。

　　宋文帝刘义隆（424—453在位），是宋武帝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即位之后，雅重文儒，躬勤政事，使南朝的经济文化在元嘉年间迅速发展，出现了东晋以来未曾有过的繁荣气象。他本人博涉经史，善隶书，爱好围棋，文化修养较高。他非常重视围棋，可以因棋艺授人以官，而且爱屋及乌，十分宠爱棋艺水平高的大臣。羊玄保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羊玄保，太山南城（今属山东）人，官黄门侍郎。《南史·羊玄保传》记载，羊很会下围棋，棋品居第三，宋文帝常常召他下棋。有一次宋文帝与羊玄保下棋，以郡作赌注。结果羊玄保赢了这局棋。宋文帝便真的让他当了宣城太守。这之后，羊玄保为政虽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绩，却连转数官，频授名郡，先后到会稽、吴郡当太守。宋文帝对此还直言不讳：“人仕宦非惟须才，亦须运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尝不先忆羊玄保。”羊玄保当会稽太守时，宋文帝还专门派遣另一个围棋高手褚思庄到会稽，与羊玄保下棋，并将对局谱带回照谱复棋让他看。嗜好围棋而且因棋重人到了这种程度，实在是前所未闻。

　　自古以来，帝王赏赐臣下多为金银布帛等，而宋文帝则是第一个向臣下赏赐围棋局和围棋子的帝王。《宋书·何承天传》说，何承天是东海郡（今山东郯城）人，博见古今，为一时所重，官至延尉。他素好围棋，颇用废事。宋文帝便赐给他棋局棋子。何承天奉表陈谢，宋文帝回答说：“局、子之赐，何必非张武之金邪。”张武是西汉文帝时的一个大臣，他曾收受赂金，文帝察觉后，便更多地赐赏他金钱，以使自己感到惭愧而改正错误。显然，宋文帝赏赐何承天棋局棋子的目的，并不是要何承天不下棋，而是要他树立起正确的态度，要适可而止，不要因下棋而耽误正事。宋文帝作为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不仅爱好围棋、重视围棋，而且还告诫属下正确地对待围棋，这是十分难得的。

　　宋文帝之后，南朝又出了好几个酷好围棋提倡围棋的皇帝。如宋明帝刘彧（465—472在位）、齐高帝萧道成（479—482）、齐武帝萧赜（483—493）、梁武帝萧衍（502—549）和梁简文帝萧纲（549—550）等。

　　宋明帝棋艺不高，史称“甚拙，去格七八道”，但他却“好之愈笃”。他也像宋文帝一样，宠爱、擢用会下围棋的大臣，甚至为以善棋受宠的大臣杀掉心生妒忌的妻子。他还设置了一种管理围棋活动的专门机构——围棋州邑及其官员，对提倡围棋可以说不遗余力。

　　齐高帝萧道成是南朝齐的第一个皇帝，博学多才，善属文，工草隶书，围棋至第二品，大概要算南朝诸帝中棋艺最高的一个。他经常和直閤将军周复、给事中褚思庄等下棋，而且累局不倦。萧道成出身“布衣素族”，为了长治久安，他吸取宋明帝因暴政而灭亡的教训，为政比较宽厚。他把这种宽厚的态度带进了围棋活动，对大臣平等下棋，遵守棋规，棋风较好。偶尔落子不当想改悔另行，大臣就是按住他的手不准改悔，他也不生气。萧道成能以较好的棋风宽厚待人，表明围棋有融洽气氛、冲击等级观念的作用。

　　齐武帝萧赜也雅好围棋，并十分重视围棋的对外交往。曾命著名棋手王抗同北魏孝文帝派出的使者对弈，将围棋当作国与国之间礼仪性的交往内容之一。这对扩大围棋的影响，提高围棋的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围棋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和艺术活动，而且成了一种对外文化的交流项目。

　　梁武帝萧衍，兼通六艺，围棋登逸品。逸品即超群之品、高品的意思。由于他爱好围棋，他的周围集中了一大批会下围棋和棋艺高的大臣，见诸史乘的就有十来人。他随时召这些人对局，“每从夜至旦不辍”。他曾以围棋和棋谱赐示任孝恭。任孝恭收到后，作了《谢示围棋启》。中有“笑古人之不工，知前事之已拙”等语，反映了梁武帝较高的棋艺。他还曾命人品定棋谱和校定棋品，自己也撰写了《棋品》三卷、《围棋赋》一篇。他的儿子梁简文帝萧纲、孙子后梁宣帝萧詧也工围棋，分别著有《棋品》五卷和《围棋赋》一篇。

　　帝王对围棋的重视和提倡，以及对棋手的宠爱，使围棋的地位大大提高。围棋已成为朝廷中带有礼仪性的活动项目，甚至成了一些人凭借一技之长，晋升擢用的阶梯。另一方面，围棋的艺术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并得到承认。三国吴时有“八绝”之称，其中已将围棋与书法、绘画并列。南朝宋时宋文帝亦有“五绝”之称，更将围棋和书法、诗歌并列。沈约《棋品序》还直截了当地说围棋“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围棋本来就和古代“六艺”有关，可是由于社会上围棋活动中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一些人对它的偏见，使它一度蒙垢被辱，含冤负屈。而到南朝时，围棋的艺术功用和艺术地位已正式被承认，开始成为衡量一个人的艺术才能和艺术修养的标准之一。

　　围棋地位的提高，使南朝的围棋之风空前地盛行起来，宗室皇亲、文人士大夫，以及民间的妇幼老弱、隐士、方外人士，靡不风从。出现了“晋宋盛世，逸思争流”的繁荣局面。宗室皇亲中，较出名的有宋建安王刘休仁、齐豫章文献王萧嶷、武陵昭王萧晔、始安王萧遥光、竞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等。

　　文人士大夫中的围棋爱好者就更多了。如宋扬州刺史南平郡公徐羡之、中书侍郎沈勃、尚书水部郎庚珪之、少府卿沈宪、尚书右丞荣彦远、中书监太子太傅王彧、光禄大夫颜延之、尚书吏部郎谢弘微、齐吏部尚书谢瀹、国子祭酒江斅、太常给事中萧惠基、梁侍中朱异、尚书令沈约、侍中兼国子祭酒到溉、太府卿韦黯、尚书水部郎刘孝绰、吴兴太守柳恽、中书黄门待郎陆云公、北兖州刺史陈庆之、陈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司马申等等。

　　妇女下围棋的记载历来较少，致使许多人湮没无闻。宋明帝时有一个东阳女子娄逞却留下了记载。她善弈又解文义，曾女扮男装，官至扬州议官从事。后被发觉，才驱令东还。南朝时还流行两首《谈曲歌》，有“方局十七道，期会是何处”“闻欢开方局，已复将谁期”等语，以棋局纵横交错喻期会无处，埋怨所欢之郎沉迷围棋，违误良宵，说明民间下围棋的妇女已相当多。

　　围棋的特点和方外之人、隐士等的生活旨趣是十分相契的，因而它再自然不过地成了僧、道和隐士们喜爱的活动。南朝时期出现了爱好围棋的隐士的明确的记载，如陶弘景、庚诜。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南）人，永明十年辞官隐居句曲山，是梁时著名的隐士。他很爱好围棋，而且棋艺不低，史有“善琴棋”之称。庚诜，字彦宝，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也是著名的隐土，数召不起，潜心佛教。史称他幼时即“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不该综。纬候书射，棋算机巧，并一时之绝。”

　　5.民族融合中的北朝围棋和沉寂的隋代围棋

　　西晋永嘉大乱后，匈奴、羯、鲜卑、氐和羌五个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在北方建立了许多割据小国，而北方氏族和一般民众则大量南迁到长江流域。三国时期，吴国的围棋迅速发展，使围棋活动的重心已经出现偏南的趋势，而晋末的动乱则使围棋活动的重心彻底地南移，北方围棋一度出现了停滞和衰退的现象。后来，随着各少数民族对汉族先进文化的吸收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北方的围棋又恢复和发展起来。像鲜卑族建立的前燕，氐族建立的后凉等，围棋还比较流行。

　　前燕最著名的棋手是罗腾。罗腾字寂龙，棋艺相当高，究尽其妙，独步当时。后凉王吕纂本人就好围棋，曾同方外棋手鸠摩罗什下棋。鸠摩罗什是著名高僧，棋艺也很不错，据说他与人下棋，能使对手死于处成龙凤形。

　　南北朝时期，北方以北魏最为强大，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围棋爱好者很多，而且棋艺水平也很高。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酷爱围棋，他下棋有时竟到了不理政事的地步。《魏书·古弼传》载，古弼有一次入宫陈奏，正碰上魏太武帝与给事中刘树下棋，由于他专心纹枰，根本不听古弼的陈说，性格素直的古弼气得抓住刘树的头，一把把他拉下坐床，又揪他的耳朵，又用拳打他的后背。并说：“朝廷不理，实尔之罪。”魏太武帝这才赶紧放下围棋说：“不听奏事，实在朕躬，树何罪，置之！”叫古弼放了刘树，并听取陈奏。这个给事中刘树，看来也是因棋侍从皇帝的专职棋官。由于他地位很低，只能忍气吞气地代皇帝受过。

　　文人士大夫中，最著名的围棋爱好者有魏子建、李韶、甄琛、裴询、张僧皓等。

　　北魏最著名的棋手是范宁儿。范宁儿字号里籍均不见记载，《魏书·蒋少游传》说他“善围棋”。孝文帝在位时（471—499），曾随散骑常侍李彪出使南齐。齐武帝萧赜令名手王抗与之对局，结果范宁儿制胜而还。据《南史·齐武帝纪》载，南齐与北魏常有使臣往来。永明元年（483）到九年（491），北魏六次遣使来南齐。范宁儿随使事，当即在这9年间。按理说，江南围棋水平高于北方，王抗应取胜才对。但王抗是江南著名高手，擅名近20年，此时至少也有50多岁，他背有名手包袱，在御前与外使对弈不免紧张，加上精力不济，结果输了。这里面固然有偶然因素，但范宁儿的水平无疑也在江南高手之列。这说明从北魏孝文帝起，北朝围棋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了。而派棋手随使南齐，表明北魏对围棋是相当重视的。

　　北齐、北周的围棋继北魏之后又有发展。爱好者不少，著名的如河南王高孝瑜“复棋不失一道”，李搔“有才艺，音律、博弈之属多所通解”。在对围棋的认识上，也有了新的发展。黄门侍郎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说：

　　《家语》曰：“君子不博。”为其兼行恶道故也。《论语》云：“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然则圣人虽不用博弈为教，但以学者不可常精，则倘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吴太子以为无益，命韦昭论之，王甬、葛洪、陶侃之徒，不许目观手执，此并勤笃之志也。能尔为佳。古为大博则六著，小博则二焭，今无晓者。此世所行，一焭十二棋，数术短浅，不足可玩。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

　　《颜氏家训》是以儒家传统思想教导子弟安身立命的，颇有影响。颜之推不主张玩博，因为数术短浅，而围棋则是雅戏，可以下，但也不能常下。这代表了当时士大夫对围棋比较普遍的看法，也反映出北齐围棋开展的情况。

　　北齐最著名的棋手是王子冲。王子冲的字号里籍不详。《历代名画记》载：北齐杨子华，天下号画圣，时有王子冲者，善棋通神，号为“二绝”。他的棋势广泛流传，敦煌写本《棋经》中曾提到“子冲征法”，足见其征子之法十分历害。他还撰有《棋势》十卷，但后来失传了。

　　总的看起来，北朝的围棋没有那种“晋宋盛士，逸思争流”的繁荣气象，爱好者的人数和棋艺水平也不及南朝。不过，百余年间也出过一些著名的高手，对围棋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废掉周静宗建立了隋朝。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连绵三百多年的战争和南北分裂的局面，使国家重新归于统一。这本是一个扩大围棋文化交流促进围棋活动发展，提高棋艺水平的极好机会。可是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残暴荒淫的统治致使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围棋活动非但未能得到发展，反而有所倒退。在隋王朝统治的数十年间，棋坛极为沉寂，没出现过一个知名的棋手，也没留下一部棋艺专著。

　　6.初唐：唐太宗和面貌一新的围棋

　　唐王朝（618—907）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创建者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都亲自参加了隋末农民起义，目睹了隋炀帝暴虐亡国的可悲下场，因此他们比较重视统治的方式。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即位后采取了许多休养生息治国安邦的措施，出现了长达20余年的“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使“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文化日趋繁荣。长期安宁承平、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围棋的交流和迅速稳定的发展。

　　唐高祖李渊（566—635），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泰安）。一说陇西狄道人，一说巨鹿郡人。他是唐朝的第一个皇帝，也是第一个知名的围棋爱好者。他在任隋太原留守时，就曾经同晋阳宫副监裴寂一起下棋，以至于到了“通宵连日，情忘厌倦”（《旧唐书&#8226;裴寂传》）的程度。由于他的影响，他的好几个儿子都爱好围棋，其中棋艺最好的是李智云（初名李稚诠），但要论对初唐围棋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李世民。

　　李世民（599—649）是李渊的次子，其父对围棋的喜好给他很大的影响，他时常观看李渊下棋。公元617年，各地农民起义军蜂起，隋王朝已岌岌可危。据《旧唐书&#8226;裴寂传》载，李世民想劝父亲举起义旗起兵反隋，可又不敢直言。他见裴寂常和父亲下棋，关系密切，便拿出私钱数百万让人和裴寂赌棋，并让人故意输给裴寂，博得裴寂的欢心，最后通过裴寂劝说父亲起义。除此之外，民间还有他观看虬髯客和刘文静下棋的传说。数百年后，杜光庭根据这个传说创作了著名的《虬髯客传》传奇小说，流传极广。李世民即位后，是为唐太宗。他励精图治，勤于政事，但对围棋的爱好却是有增无减。他为政之余经常下围棋，并且专门写了两首《五言咏棋》诗，抒发自己高雅的围棋情趣：

　　手谈标昔美，坐隐逸前良。参差分两势，玄素引双行。舍生非假命，带死不关伤。方知仙岭侧，烂斧几寒芳。

　　治兵期制胜，裂地不要勋。半死围中断，全生节外分。雁行非假翼，阵气本无云。玩此孙吴意，怡情静俗氛。

　　从诗中可以看出，唐太宗对围棋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的。他作为一个南征北战于马上得天下的帝王，对弈棋如同用兵的说法颇有会解，认为这种枰上谈兵的围棋活动，既可培养和检验治国平天下的谋略，又可怡神陶情洗涤尘俗之气。当时他周围的一些大臣有不少都爱好围棋。他写了这两首诗后，大概十分得意。还曾命弘文馆学士许敬宗、刘子翼等唱和。许敬宗的和诗是：

　　鱼丽新整阵，鸐雉忽予先。入围规破眼，略野务开边。分行渐云布，乱点逐星连。胜是精神得，非关品格悬。

　　拂局初料敌，阴谋比用师。观形已决胜，怯下复徐思。转战频相劫，图全且自持。宸襟协尧智，游艺发如丝。

——《五言奉和咏棋应诏》

　　刘子翼的和诗是；

　　一枰位才设，两敌智俱申。势危翻效古，行险乍为新。称征非御寇，言劫讵侵人。欲知情虑审，鸿雁不留神。

　　锐心争决胜，运动合图全。眼均须执后，气等欲乘先。引行遥下雁，徇地远侵边。借问逢仙日，何如偶圣年！

——《五言奉和咏棋应诏》

　　另外，还有佚名学士和诗两首。这些和诗，或是赞美太宗的棋艺，或是摹写枰上风光，或标举围棋的乐趣，或借棋言政，折翻旧说，掀起一个围棋诗歌的小高潮，反映出贞观年间君臣相得、政治清明、国强民富和棋运大昌的升平景象。

　　唐太宗不仅为初唐围棋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而且由于他以一代明君雄主的地位参与围棋活动，吟咏围棋，因而对初唐围棋的发展一开始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围棋诗歌和围棋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直接的推动作用。

　　这时期的知名爱好者很多，士大夫中有萧翼、张蕴古等，民间有王绩等，方外有辩才、王梵志等。

　　萧翼，梁元帝曾孙，本名世翼，负才艺，多权谋，太宗时为监察御史。当时，唐太宗政治之余不仅喜好围棋，也极喜书法，派人寻遍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草书帖。购募备尽，唯独未得到《兰亭序》一帖。后得知此帖在高僧辩才处，遂命萧翼前去谋取。辩才本姓袁，居越州永钦寺，他“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萧翼便逞其才艺，虚与委蛇，与辩才围棋、抚琴、投壶、握槊、谈说文史，取得了辩才的信任，终于赚取了《兰亭》书帖。为此，被太宗擢拜为员外郎。

　　张蕴古，洹水（今河北大名西）人，敏书传，晓事务，官至大理丞。他酷好围棋，棋瘾来时，甚至拉狱中囚犯对弈。如此嗜棋，自然违犯了朝廷的法令。又因坐他事，被斩于东市。

　　王绩（585—644），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号东皋子。隋时为秘书省正字，六合县丞，后解官还乡。入唐，以前官待诏门下省，后又弃官归隐。故新旧唐书传在隐逸。他放诞纵酒，以琴酒为乐，也爱好围棋，曾作《围棋》诗见志：

　　饱食端居暇，披襟弈思专。雕盘蜃胫饰，帖局象牙缘。袭地四维举，分麾两阵前。攒眉思上策，屈指计中权。劲卒衡国度，奇军略地旋。鱼鳞张九拒，鹤翅拥三边。逐征何待应，争锋岂厌先。双关防易断，只眼畏难全。将骄多受辱，敌耻屡摧坚。骤睹成为败，频看绝更连。许知愁越复，恤弱贵邢迁。诽俗韦弘嗣，邀名葛稚川。分阴虽可重，小道拒宜捐。相公摧屐日，樵客烂柯年。唐尧犹不弃，孔父尚称贤。博术存书录，壶酒著礼篇。寄言陆士衡，无嗤王仲宣。

　　此诗同唐太宗《五言咏棋》的创作时间大致差不多，题旨也是赞美围棋，抒发自己的围棋情趣，但内容要丰富得多。诗中一方面称举前贤爱好和推崇围棋的故事，揶揄驳斥反对围棋的论调，一方面细腻地描绘了弈棋的过程，使我们了解到唐初围棋棋具的形制、围棋术语、势名等宝贵情况。此诗原只见残句，后找到宋抄本《五无功集》，这才使全诗重见天日。

　　王梵志（？—670），原名梵天，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人。他喜好围棋，有“双陆智人戏，围棋出专能。解时终不恶，久后与仙通”的吟咏。他是初唐著名诗僧，其诗语言浅近，多类佛家偈语，在民间流传极广。

　　贞观以后，朝野内外棋风更炽，高智周、王勃、杜审言、卢藏用、王晙等都是这一时期文人士大人中的知名围棋爱好者。

　　王勃（约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高宗时曾任虢州参军，以文词称著，是“初唐四杰”之一。他才思敏捷，能一边下棋，一边作诗，“率下四子成一首诗”，还自诩“吾夺造化，虽一时之间，百用亦可。”（唐冯贽《云仙杂记》）

　　杜审言（645—708），字必简，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居河南巩县。中宗时官至修文馆直学土。善诗好棋，有“弹弦奏节梅风人，对局探钓柏酒传”（《守岁待宴应制》）的诗语。

　　卢藏用，字子潜，幽州范阳（今河北徐水北）人，先举进士不第，隐于终南少室山。武则天长安中诏授右拾遗。与陈子昂、赵贞国等友善。他多才多艺，嗜好围棋，史称“弈思精远”，其棋艺当属士大夫中之翘楚。

　　7.中唐：著名诗人与围棋

　　唐王朝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文治武功均趋极致，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顶点，出现了“开元盛世”的局面，所谓“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识”，就是当时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的写照。在这种承平繁荣的社会环境下，在追求琴棋书画的艺术修养已成为社会上普遍的文化观念的情况下，围棋承续唐初的势头，更加普及开来，出现了蔚为大观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势大衰，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人们的文化观念的惯性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惯性，仍推动着围棋的发展。整个社会好棋嗜棋之风竟是有增无减，持续炽盛。

　　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又称唐明皇，公元712—756年在位。史书称他“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所谓“多艺”就包括棋艺。他常同大臣、亲王、后妃一起下棋、观棋。

　　开元十六年，唐玄宗曾召能言儒释道者于宫中互相答难。当他得知年方七岁的李泌幼而有才，敏捷善赋时，便命人驰召入宫。李泌来时，唐玄宗正同张说观棋，遂命张说试一试他的才能。张说要李泌赋方圆动静，李泌问其体例，张说见面前的棋局棋子，说道：“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当即答道：“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张说所赋，句句见棋，道尽围棋的一般特征；李泌所赋虽不涉一个“棋”字，但句句关合围棋，概括出弈者下棋时的种种活动和神态。张说惊诧不已，恭贺玄宗，说朝廷又得奇才。玄宗也甚喜，厚加赏赐。小小围棋和有关围棋的认识、言论，令君臣如此欣然陶情，正反映了唐代中期宫中和文人士大夫围棋活动十分盛行的实际情况。

　　唐玄宗和宁王对弈的事，陶彀《靖异录》有明确记载：

　　明皇因对宁王问：“卿近日棋神威力何如？”王奏：“托陛下圣神，庶或可取。”上喜，呼将方亭侯来。二宫人以玉界局进。遂与王对手。

　　二人棋艺相当，正堪对手。将棋局称作“方亭侯”，亦可见其典雅的棋情棋趣。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对唐玄宗和亲王下棋，还有一则详细的记载：

　　一日，明皇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奏琵琶，妃子立于局前观之。上欲输次，妃子将康国猧子放之，令其局上乱其输赢。上甚悦焉。

　　妃子即杨贵妃。康狷是西域康国的一种小狗。眼看明皇要输棋，杨贵妃恰逢其时地放猧子乱局，真是善解上意，无怪乎唐玄宗要“三千宠爱在一身”了。

　　进入中唐之后，围棋已极为普及，在文人士大夫中，几乎已找不到不下围棋的。像一些著名诗人和文人，如王维、张说、刘长卿、杜甫、岑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钱起、王建、张籍、卢纶、于鹄、李端、韩愈、姚合、张祜、王鉷、贾岛等，都爱好围棋或会下围棋。最为著名的是杜甫、刘禹锡、元稹、白居易。

　　杜甫（712—770），字子美，巩县（今属河南）人，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也是一个围棋爱好者。杜审言对杜甫的影响很大，是他走向诗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杜甫青年时代即爱好围棋。除社会风气使然外，家中的棋风恐怕也是一个原因。杜甫诗中最早提到围棋的是乾元元年（758）作的《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

　　不见旻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湲。旧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诗谁与传。

　　棋局动随寻涧竹，袈裟忆上泛湖船。闻君话我为官在，头白昏昏只睡眠。

　　此诗作于诗人49岁时，但诗中提到的却是30年前同“善吟善弈，而喜与文士游”的旻上人的一段交住。二人作诗弈棋，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旻上人有“善弈”之称。青年杜甫能与他对局，看来棋艺还不太低。

　　在杜甫有关围棋的诗中，有两句最为著名，对后世文人的围棋情趣和围棋诗词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历元年（766），他在夔州观人下棋，写下了“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的著名诗句。这两句诗描摹入微，境界清远，意趣幽深，后人称“此句可画，但恐画不就耳”，被视为观棋的画境。

　　刘禹锡（772—846），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贞元间进士，授官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集团，被贬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后为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刘禹锡爱好围棋，而且棋艺水平还比较高，他结交了不少方外的围棋高手，如颇工围棋的儇师，“弈至第三品”的浩初师等。他常同他们“弈于树石间”，获益不少。他的诗中涉及围棋的也不少。如“爱泉移席近，闻石辍棋看”（《海阳湖别浩初师》），“茶炉余绿笋，棋局就红梅”（《浙西李大夫述梦》），“往往游不归，洞中见博弈”（《游桃园》）等。不过，最著名的还是《观棋歌送儇师西游》：

　　长沙男子东林师，闲读艺经工弈棋。有时凝思如入定，暗复一局谁能知。今年访余来小桂，方袍袖中贮新势。

　　山城无事秋日长，白昼懵懵眠匡床。因君临局看斗智，不觉迟景沉西墙。自从仙人遇樵子，直到开元王长史。

　　前身后身付余习，百变千化无穷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见搏击三秋兵。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予人皆惊。

　　行尽三湘不逢敌，终日饶人损机格。自喜台阁有知音，悠然远起西游心。商山夏末阴寂寂，好处徘徊驻飞锡。

　　忽思争道画平沙，独笑无言心有适。蔼蔼京城在九天，贵游豪士足华筵。此时一行出人意，赌取声名不要钱。

　　这首诗是王绩《围棋》诗以来，又一篇有关围棋的长诗。诗中赞颂了儇师高超的棋艺和人品，反映了唐代围棋活动开展的情况。其中“初疑”四句写枰间厮杀，形象生动，妙譬巧喻，极合棋理。若非精通棋理，是绝不可能道出的。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其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贞元进士，累官秘书省校书郎、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历任杭州、苏州刺史，官至刑部尚书。白居易44岁以前，即被贬江州之前是不下围棋的。元和十年（815）他曾对元稹说：“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与元九书》）但可能就在同一年，他学会了围棋，而且以围棋入诗，比喻人的荣辱升沉：“不信君看弈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表现身处逆境，不以为怀的旷达精神。白居易尽管学棋很晚，但当他学会之后，却深深地爱上了。在江州任上，他结交了嵩阳刘处士、道人郭虚舟等棋友，经常是“晚酒一两杯，夜棋三数局”（《郭虚州相访》），甚至是“花下放狂冲黑饮，灯前起坐彻明棋”（《独树浦雨夜寄李六郎中》），“围棋赌酒到天明”（《刘十九同宿》），极为洒脱豪放。这以后，白居易一直爱好围棋。进入老年后，他眼睛不好，视力下降，但于围棋却仍不辍手，还是“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孟夏渭村旧居寄舍弟》），“送春唯有酒，销日不过棋”（《官舍闲题》），“读罢书未展，棋终局未收”（《府西池比新葺水斋即事招宾偶题十六韵》），“棋罢嫌无敌，诗成愧在前”（《宿张云举院》）。棋瘾之大，唐代诗人中还少有匹敌。他的《和春深二十首》其十五：“何处春深好，春深博弈家。一先争破眼，六聚斗成花。鼓应投壶马，兵冲象戏车。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涉及了唐代各种棋戏，反映了当时各种棋戏流行，而围棋尤盛的社会文化状况。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早年家贫，举贞元九年（793）明经科。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白居易最友善，也称“元白”。元稹酷爱围棋，其《酬孝甫见赠十首》其七吟道：

　　无事抛棋侵虎口，几时开眼复联行。

　　终须杀尽缘边敌，四面通同掩大荒。

　　全诗对友人招邀下棋给以回答，隐隐有席卷之势，可能他的棋风就是如此，快速凌厉，八面威风。又有《酬段丞与诸棋流会宿弊居见赠二十四韵》，记述了他和朝中棋友夜弈的情形。他们“眠床都忘置，通夕共忘疲”，一直下到第二天清晨。分别前还“俯仰嗟陈迹，殷勤卜后期”，预约再会之期。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围棋聚会的情况。

　　文人士大夫的围棋棋艺水平，固然是有限的，而且也没有留传下来对局的棋谱，但由于他们都是著名的诗人，因而棋以人显，或棋以诗显。他们对待围棋的态度和高雅而又有个性化的围棋情趣，对围棋在文人土大夫中的传播推广，对提高围棋的地位，提高围棋审美情趣乃至对文人士大夫围棋观念的最后确立，都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8.晚唐五代：低颓卑弱的围棋

　　唐文宗以后，唐王朝国势日衰。朝廷内宦官专权，朋党交争，吏治腐败。地方上土地兼并加剧，赋税加重，藩镇势力日益强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随着盛唐气象的一去不返，那种泱泱天朝的自豪之感，那种兼收并蓄的博大胸襟，那种希望致君尧舜兼善天下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也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官场仕途的极度厌倦，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力图逃避现实得乐且乐的消极颓唐的人生态度。由于政治腐败，经济衰微和文化观念沉沦，晚唐围棋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爱好者众多，显得十分繁荣，而另一方面则是格调靡弱，棋艺水平无所提高，停滞不前。

　　就爱好者之多来说，晚唐时期是空前的，无可比拟的，上至帝王，下至三教九流，都风尚围棋。帝王中如唐僖宗李儇；文人士大夫中如杜牧、许浑、李远、段成式、温庭筠、李商隐、马戴、陆龟蒙、皮日休、陈泳、吴融、司空图、书庄、韩偓、崔涂、秦韬玉、李洞、社荀鹤、曹唐、张乔、李咸用、郑谷、裴说、杜光庭、杜光远、唐求、沈彬、伍乔、方干、胡宿、黄滔、徐寅、张瀛、欧阳彬、吴大江等；释道如贯休、齐已、子兰、吕岩、可朋、可隆等。可以这样说，晚唐时期，在文人士大夫和僧道门中，已经没有会不会围棋的区别，而只有围棋嗜好的深浅和棋艺水平高低的区别，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李远、皮日休等人。

　　李远，字求古，一作承古，蜀人，少有大志，为诗多逸气。太和五年（831）进士，累官杭州、忠州、建州、江州刺史，御史中丞。爱好围棋，与温庭筠等有棋谊。温庭筠曾有《寄岳州李外郎远》诗：“湖上残棋人散后，岳阳微雨鸟来迟。”李远以“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的吟咏著名一时。宋赵令時《侯鲭录》卷七：“唐杭州缺刺史，欲除李远为守，宜宗曰：‘远诗云：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如此安能治民也！’”后经宰相令狐绹解释，才让他当了杭州刺史。这事成了文坛和棋坛的一段佳话，到处流传。李远死后，卢尚书作《哭李远》诗：“才收北浦一竿钓，未了西斋半局棋。”棋人遽去，棋友中伤，故以棋相悼，显得十分深挚又十分恰切。

　　皮日休（约834—902后），字逸少，后改袭美，襄阳（今属湖北）人。咸通进土，曾任太常博士。皮日休喜好围棋，但他棋艺不高，棋诗也不多。他之所以在棋坛上出名，完全是因为《原弈》一文。在文中他试图探讨围棋的起源，对尧造围棋的说法提出尖锐的意见。他认为下围棋是害、诈、争、伪并用，“不害则败，不诈则亡，不争则失，不伪则乱”，而尧讲仁义礼智信，所以围棋不可能是尧造的，只能起源于战国时期，是出自那些纵横家之手。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甚至是无知可笑的，但代表了动乱时代中少数极力维护儒教传统又迷恋于围棋的迂腐之士的看法。

　　晚唐时期动荡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在围棋中追求精神解脱的社会风气的极度发展，影响了围棋棋艺的发展和高水平棋手的出现。这时期水平较高的棋手除朴球、滑能两个著名的棋待诏外，还有王逢、徐峰等值得一提。

　　王逢，唐文宗时围棋国手，生卒年及里籍均不详。和著名诗人杜牧交谊甚厚。杜牧曾作《送国棋王逢》一诗：

　　王子纹楸一路饶，最宜檐雨竹萧萧。赢形暗去春泉长，拔势横来野火烧。

　　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羡霍嫖姚。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消。

　　又有《重送绝句》：

　　绝艺如君天下少，闲人似我世间无。别后竹窗风雪夜，一灯明暗复吴图。

　　从小杜对王逢棋艺的称赞和描绘来看，王逢的棋攻守兼备，在当时是很出名的。

　　徐峰，唐宣宗时人，棋艺颇高，段成式曾从他学棋。冯贽《云仙杂记》载：“徐峰善棋，段成式欲穷其术，峰曰：‘子若以墨狻貌与我，当使子过我十倍。’”从这段记载看，徐峰不仅棋艺甚高，而且很可能还是以弈棋、教棋为生。

　　五代十国（907—960）分裂局面的出现，是晚唐藩镇割据的必然结果。这种分裂动荡的社会环境，更加不利于围棋的健康发展。但由于晚唐社会好棋之风的影响，在五代短短的几十年间，围棋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所发展的。五代围棋的特点与晚唐围棋有许多相同之处，这就是爱好者众多，棋艺水平提高不大。同时，由于五代时期世风日下，人品卑浊，这又使得围棋格调更加孱弱。

　　五代围棋爱好者之多，不减晚唐。后唐高辇，后晋郑云叟、李辉，后周李成，南唐李煜、李从谦、查元方、史虚白、李中，以及前蜀花蕊夫人、欧阳炯、吴越钱俶等，可为代表。

　　五代时期世风日下，人品卑浊，高雅的围棋艺术也受到玷污。出现了陈保极、安重霸之流的下作棋客。

　　陈保极，闽中人，后唐天成进土，官至仓部员外郎。《旧五代史·陈保极传》载：

　　保极无时才，有傲人之名，而性复鄙吝。所得利禄，未尝奉身，但蔬食而已。每与人弈棋，败则以手乱棋局。盖拒所赌金钱，不欲偿也。及卒，室无妻儿，惟囊中贮白金十铤，为他人所有，时甚嗤之。

　　吝啬而又毫无棋德，自然为人所不齿。

　　安重霸，云州人，初仕晋，后奔梁，又奔蜀，为王建重用。重霸为人，狡谲多智，善事人。孙光宪《北梦琐言》载：

　　蜀简州刺吏安重霸，黩货无厌。州民有油客子者，姓邓，能棋，其家亦赡。重霸召对敌，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使进之。终日不下十数子而已。邓生倦立，饥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讽邓生曰：此侯好赂，本不为棋，何不献效而自求退。”邓生然之，以金十铤获免。

借围棋敛财，已十足市侩嘴脸，而下棋中竟用如此卑劣手段，其寡廉鲜耻更是无以复加。

　　9.对外传播和对外交流

　　围棋很早就流传到了亚洲一些国家，随着这些国家围棋活动的开展，到唐代中外围棋的交流也开始出现，并越来越频繁。

　　中国和朝鲜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朝鲜就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战国至秦朝末年，不少汉人为避兵乱和徭役移居朝鲜半岛。西汉武帝时，在朝鲜半岛北部曾置乐浪郡、玄菟郡，以及真蕃郡、苍海郡和临屯郡，隶属于幽州刺史部。大量的移民和西汉的统治，客观上起了传播先进文化和促进朝鲜半岛社会发展的作用。公元初，高句丽在朝鲜北部兴起。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3年），高句丽遣使朝贡，揭开了中朝交往的新的一页。公元3世纪左右，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北部，与半岛南部兴起的百济、新罗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三个国家同中国的交住都很密切，特别是百济，经常遣使来中国，成了中国文化向朝鲜乃至日本传播的桥梁。西汉时期，中国的铜镜、漆器和兵器等就传入了朝鲜。围棋是什么时候传到朝鲜的，很难考定，但时间绝不会太晚。

　　朝鲜史籍最早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公元475年，时当我国南朝刘宋末年。据《朝鲜史略》说，当时高句丽的长寿王巨琏，打算攻占百济，招募了一个僧人道琳，假装获罪，逃到百济。道琳擅长围棋，通过围棋取得了百济盖卤王的信任和宠爱。道琳蛊惑百济王滥用民力，营造宫室、城廓和陵墓，使百济国力衰竭。于是，高句丽王乘机发兵攻杀了百济王。同一时期，我国的史书也出现了百济尚好围棋的记载。

　　公元675年（唐高宗上元三年），新罗在唐王朝的援助下，统一了朝鲜半岛。社会的统一和安定给围棋进一步地发展、交流，以及棋艺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围棋成了新罗的社会风尚。开元二十五年（737），新罗王兴光卒，唐玄宗“遣左赞善大夫邢璹摄鸿胪少卿、往新罗吊祭……璹将进发，上制诗序，太子以下及百寮咸赋诗以送之。上谓璹曰：‘新罗号为君子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又闻其人多善弈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杨季膺为璹之副。璹等至彼，大为蕃人所敬。其围棋者皆在季膺之下，于是厚赂涛等金宝及药物等。”（《旧唐书·新罗传》）这件事既表明唐王朝对中外围棋交流的重视，也表明了新罗围棋的发达。

　　新罗的棋艺水平还逊于唐朝，但由于有相当的基础，一些人到唐朝后，通过学习、交流，棋艺水平提高很快，有的还跻身于唐朝的著名棋手之列。如唐末的新罗人朴球，就因棋艺过人而做了唐朝的棋待诏。

　　中国和日本的交住也是有渊源的。至少在西汉时期，日本就开始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徐福等受秦始皇派遣到海岛求长生不老药，漂流到日本定居的故事，很早就为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所熟知。明朝初年，日本僧人绝海中津见到明太祖朱元璋时，还曾作诗说：“徐福祠在熊野峰，遍山草药沐雨生。而今海上风浪静，早归好乘万里风。”西汉时期，中日之间的交往见于史乘。当时日本有百余国，中国史书统称为倭国，其中“使驿通于汉者三十余许国”（《后汉书·东夷传》）。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曾遣使朝贡，光武帝赐以印绶，此后，中日之间的交住越来越频繁起来。

　　围棋传入日本的途径，不排除由中国直接传入的可能，但可能性较大的是由朝鲜半岛间接传去的。日本同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同百济隔海相望，常遣使到百济，学习先进的中国文化。另外，许多汉人也通过朝鲜半岛移居日本，带去中国的礼仪风俗。

　　围棋传入日本的时间不会太晚，至多是稍迟于朝鲜。日本有的学者认为是神宫皇后伐三韩的时候，即公元200年左右。平山菊次郎《简明日本围棋史》认为是在一千五百年前大和朝初期。这些说法的可靠性还有待论证。南北朝时期，中国史籍出现了有关日本的围棋活动的记载。《北史·倭传》：“倭国……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觋。……好棋博、握槊、摴蒱之戏。”《隋书·东夷传》亦有同样记载。“好棋博”，说明围棋流传已久，已经形成社会风气了。

　　公元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围棋在日本已相当流行，地位也提高了。公元715年，日本天皇鉴于围棋流行所带来的一些弊病，下诏弈棋与赌博同禁。但同中国三国时期的《博弈论》不能阻止围棋的流行一样，天皇的禁弈令也未能起到作用，围棋反而越来越盛行。中国隋朝时期，日本就多次派遣使臣来中国学习。到唐朝时期，更多次派来遣唐使和留学生，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儒家学说和文化科学等。天平年间（730左右），圣武天皇派往唐朝的留学生中，有一叫少胜雄的人，就是专门到唐朝学习围棋的。到大平胜保年间，孝谦天皇本人也极爱围棋，曾在750年下令犯赌博罪者罚作苦工百日，但弈棋则不在其列，围棋实际已公开解禁了。《旧唐书·宣宗纪》记载，大中二年（848）三月，日本王子来朝（《册府元龟》作大中八年）。王子爱下围棋，宣宗特命棋待诏顾师言对局。苏鹗《杜阳杂编》卷下详载此事：

　　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上设百戏珍馔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谈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凉，故谓之冷暖玉。又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及师言与之敌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则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语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第一国手矣。王子曰：“愿见第一。”对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手？”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镇神头图。

　　这个故事十分生动，还富有浪漫色彩，在后来中国棋坛上广为流传。根据日本围棋史家渡部义通考证：“日本王子可能是高岳亲王（平城天皇的儿子）。高岳亲王于仁明朝承和二年（835）随第十三次遣唐使入唐，于阳成朝元庆四年（880）归国途中殁，前后在唐四十五年。而大中年间（847—859）他仍在唐。”（见朱铭源《中国围棋史趣话》）从日本手谈池的传说和王子能令顾师言汗发，也反映出日本围棋文化的繁荣和历史的悠久，以及唐朝时期日本围棋水平已经较高的状况。

　　从8世纪到10世纪，日本的许多天皇都爱好围棋，而且比较重视围棋的竞技性。于是围棋在日本开始成为一种朝仪，做官的非通此道不可。这种风尚大大促进了日本围棋的普及和提高。从16世纪中叶起，围棋几乎成了日本的国技，专业棋手地位也很高，形成朝廷建立或认可的持久的全国性的比赛制度。到19世纪中叶后，日本的围棋水平赶上中国，并在其后的一百年间，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中国和越南的交往可以上溯到秦汉时期，西汉时曾置交趾郡，辖境包括今天越南的大部分地区。此后，越南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围棋在越南开展流传的情况未见史籍记载，但估计不会晚于12世纪。元至元中（1280左右），曾派徐明善出使安南（即今天的越南）。他在安南曾观当地贵胄子弟弈棋，作了《安南春夜观棋赠世子》一诗，中有“绿沧庭院月娟娟，人在壶中小有天。身共一枰红烛底，心游万仞碧霄边”等语，足见当时越南围棋已很流行，而且也很讲究高雅的情趣。

　　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曾看到围棋在东南亚国家很受观迎的情况。如记录沿途风光的马观的《瀛涯胜揽》就说：“三佛齐国俗好……弈棋。”三佛齐国即今天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这说明东南亚国家至少在明以前，围棋就很流行了。

　　围棋传到欧洲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17世纪中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少欧洲人都以为围棋是日本人发明的。后来他们才逐渐知道，围棋实际上最早出现于中国。

　　围棋的对外传播，扩大了中国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往，使各国人民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

　　10.围棋州邑及品棋活动和棋官制度

　　围棋的基本特点是具有很强的艺术性、趣味性、娱乐性和竞技性，正是这四者的结合，才使围棋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班固《弈旨》所谓“高下相推，人有等级，若孔氏之门，回赐相服”，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际上已接触到围棋的竞技性问题，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对围棋竞技性的认识。但是，总的说来，在两汉时期和两汉以前，人们主要注重的是围棋的艺术性、趣味性和娱乐性，对于竞技性则基本上没有给予注意，主要还是“志之空闲，玩弄游意”。

　　魏晋时期，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在坚持“当无为之余日，差见玩于君子”（曹摅《围棋赋》）的观念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围棋的竞技性，有了通过一定范围的比赛，较量棋艺分出棋品的观念，邯郸淳《艺经·棋品》的出现即是其标志。比较正式的范围较大的品棋活动开始于何时，现在无从考察，但从范汪《棋品》一书的出现，以及书中称江虨、王恬为第一品、王导为第五品看，可以肯定，至少在东晋时已经有了为棋界所公认的具有权威性的品棋活动。

　　南朝时期的帝王不仅爱好围棋，提倡围棋，而且比较注重棋艺的提高，再加上围棋自身发展规律这个根本因素，便大大的促进了人们对围棋竞技性的认识和围棋竞技性的发展。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里，出现了多次品棋活动和管理围棋事务的专门性的机构及官员，著名棋手不断涌现，棋艺水平迅速提高。

　　南朝时期的第一次品棋活动，大概是在宋文帝时。那个赌郡得胜当了宣城太守的羊玄保，列为第三品。有“五绝”之称的著名棋手褚胤，年方七岁便入高品。后来他的父亲褚荣谋逆，褚胤亦牵连从诛，时人深为痛惜。

　　宋明帝时亦曾进行过品棋活动，最著名的棋手是王抗、褚思庄和夏赤松。王抗，琅邪（今属山东）人，官彭城丞，棋居第一品。宋明帝好围棋，但棋艺甚拙，去格七八道。因位居人主，人们捧他为第三品。王抗曾与宋明帝对局，“依品赌戏。抗饶借帝，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如此吹捧，未免过于媚上。但从另一方面看，棋手的地位是很低的，须看皇帝脸色行事。褚思庄，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朝请给事中，棋居第二品。褚思庄在宋文帝时已有声名，曾受遣去会稽同羊玄保下棋，并带回棋谱复给宋文帝看。褚思庄的棋用思深久，棋风沉稳细腻，巧于斗棋。夏赤松，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棋亦居第二品。他思路敏捷，棋风凌厉，善于大规模作战。这三个棋手，不仅是当时的名手，亦是整个南朝时期的著名高手。特别是王抗、褚思庄擅名数十年，在南朝棋坛上十分活跃。

　　宋明帝时还设置了“围棋州邑”。《南史·王谌传》：

　　宋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庚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

　　南朝宋的行政区划分州、郡、县三级，邑、郡都不是正式的行政区划名。其仕途升降仍沿袭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外州官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杜佑《通典·选举》），由大、小中正品评举荐人物。清定访问一职不详，可能是一种钦赐的临时加官。围棋州邑显然不是一般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朝廷的正式常设机构，而是一种由皇帝临时指定组织的专门管理有关围棋活动的机构，故官员都是兼职的。从任命宗室皇亲和大臣兼大、小中正看，这一机构还相当受重视。围棋州邑的具体活动和职掌不太清楚，但从其人员构成和兼职的官员来看，它大体上是负责围棋人才的举荐和考核，以及组织比赛、品棋、收集整理棋谱等工作。围棋州邑虽然不是正式机构，但它的职掌和活动内容毕竟带有专门性，可以视为历史上第一个管理组织围棋活动的专门机构。

　　齐高帝时也进行过品棋活动，他本人的棋便为第二品。这个第二品不知是否像宋明帝物议欺为第三名那样，是人们有意吹捧抬高的，但他的棋艺不低恐怕确是事实。他的儿子武陵王萧晔的棋也至名品。国子祭酒江斅的棋为第五品，“为朝中最”（《南史·江斅传》）。不过，这时期最有名的棋手还是王抗、褚思庄和夏赤松。王抗仍是第一品，褚、夏二人同为第二品。一次，王抗和褚思庄在齐高帝面前赌胜负，“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上（齐高帝）倦，遣还省，至五更方决。抗睡于局后，思庄达旦不寐”。最后的胜负未见史书记载，但两大高手的鏖战却传为佳话。

　　齐武帝萧赜时也有品棋活动。《南史·萧惠基传》：“永明中，敕抗品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永明（483—493）是萧赜年号，抗即王抗。这是第一次有明文记载的品棋活动。

　　梁武帝萧衍在天监年间（502—519）也举行过有明确记载的品棋活动。《梁书·柳恽传》：“恽善弈棋，帝每敕坐，仍令定棋谱，第其优劣。”《南史·柳恽传》：“梁武帝好弈棋，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这次品棋是通过品定棋谱进行的，但范围相当大，很有代表性。品棋后还专门撰了《棋品》三卷，可见其严肃和隆重。沈约有《棋品序》一篇，可能是这部《棋品》的序文。这时期的著名高手有梁武帝“棋登逸品”，朱异“围棋上品”，到溉“弈棋入第六品”，三人间经常互相对局。

　　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他20岁时到京都，尚书令沈约见他如此富才，戏称他贪婪不廉，朱异一时不知其意。沈约这才解释说，天下唯有文义棋书，你一下子都拿去了，那当然不廉啰。

　　到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今江苏徐州）人，聪敏有才学，声名甚广，常常与梁武帝下棋。《梁书·到溉传》说：“每与对棋，从夕达旦。或复失寝，加以低睡。帝诗嘲之曰：‘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当时以为笑乐。”到溉家有一尊长1丈6尺的奇石，武帝对局与他交赌，并加《礼记》一部，结果六品毕竟难敌逸品，到溉两样东西都输了。奇石后来移置华林园宴殿前，移石那天，倾城随观，人称“到公石”。

　　大同（535—545）末，梁武帝又命人校定棋品。《南史·陆晓慧传》：“大同末，（陆）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并集。”显然，这次是对前几次已定的棋手品位作校定工作，检查一下棋手原有品位，与现在的棋艺是否相符，然后作选汰升降。

　　从这些有记载的品棋活动看，品棋最早是棋坛上有地位的人主持，后来因帝王对围棋的重视，渐渐变为由皇帝指定职位很高的皇室宗亲或大臣领衔，由棋艺较高的官员具体组织。品棋的具体方式不定，可以通过比赛，也可以通过棋手间对局的棋谱。南朝时期的品棋活动远远超过了魏晋的品棋活动，范围广，规模大，级别高，而且比较频繁。经常进行品棋，促进了围棋的交流，对棋艺水平的提高和著名棋手的涌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著名棋手王抗和褚思庄在齐时都官至给事中，作为专职围棋官员供奉内廷。给事中，就是服务于内廷的意思。最早是汉置，属于加官。任何官阶的官员，只要加给事中的头衔就可以出入内廷。故加给事中的官员，贵贱尊卑十分悬殊。南朝齐时，给事中一方面保留着加官的性质，一方面又有转入正官的。永明中，敕王抗品棋，而萧惠基掌其事。王抗是给事中，萧惠基是太常加给事中，但二人地位相距极大，王抗这个给事中显然要低得多。这次品棋中，江斅为第五品，官职是竟陵王司马，却被称为“朝贵中最”。由此可见棋居第一品、官至给事中的王抗，地位很低。另外，王抗、褚思庄都曾作过给事中，却没有留下字号和生卒年，也证明他们社会地位不是很高。王抗、褚思庄的给事中，显然有专职棋官的性质，他们虽然地位很低，但在品棋等活动中十分活跃，对推动围棋的发展和棋艺研究的深入，起了不小的作用。

　　唐以前，虽然没有棋官的专名，但棋官制度是肯定存在的。到唐代，棋官制度又有新的发展，出现了棋待诏和棋博士。

　　《新唐书·百官制》：

　　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初，内文学馆隶中书省，以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掌教宫人。武后如意元年（692）改曰习艺馆，又改曰万林內教坊，寻复旧。有内教博士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集、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咏、飞白书并棋各一人。开元（713—741）馆废，以內教博士以下隶内侍省，中官为之。

　　内教博士的隶属有一些变动，先是称文学馆，又称习艺馆、翰林内教坊，后又复称习艺馆，但玄宗以前都隶属中书省。到玄宗时馆废，内教博士改隶内侍省。内教博士所教之“棋”，即指围棋，当然也可能包括其它棋类游戏。

　　唐玄宗开元初年始设置棋待诏一职，隶属于翰林院。《旧唐书·职官制》：

　　翰林院……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

　　又《新唐书·百官制》：

　　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

　　翰林院是为皇帝服务的机构，翰林待诏即“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宋洪遵《翰苑群书》卷上唐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棋待诏与诸艺待诏一样，各住一院，领取薪俸，白天要随时等待皇帝的召唤，日晚才退出。

　　像历代棋官一样，唐代棋待诏的地位是很低的。《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翰林初置，人才与杂流并处，其后杂流不入，职清而地禁，专以处忠贤文章之士。”所谓“人才”，是指以文学经学见召者；“杂流”，是指以包括围棋在内的以诸艺见召者；所谓“其后”，是指明清之时，与此无涉。棋待诏职秩与内教棋博士差不多，大致都是九品下阶。

　　唐代著名的棋待诏有王积薪、王叔文、王倚、顾师言、滑能、朴球等人。

　　王积薪是唐代最著名的棋手，传说他“梦青龙吐棋经九部授己，其艺顿精”。他每次出游，“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与棋子并盛简中，束于车辕马鬣间。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手。胜则征饼饵牛酒’取饱而去”（唐冯贽《云仙杂记》）。玄宗时，为翰林院棋待诏。他和张说、僧一行有交游。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下：

　　一行公本不解弈。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为国手。”

　　一行，著名高僧，卒于723年。燕公，即张说，卒于730年。王积薪与之交游，当然是在此前。他当时已有国手之称，到玄宗于安史之乱南逃时（755），还为棋待诏。足见其在唐代棋坛擅名之久。

　　有关王积薪的故事，在唐代就到处流传。特别是他随玄宗去蜀途中遇仙姑仙妇指点，技艺更加提高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唐人薛用弱《集异记》对此有详细记载：

　　玄宗西狩，百司赴行在，翰林善围棋者王积薪从焉。蜀道隘狭，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邮亭，客舍多为尊官有力者之所占。积薪栖无所入，因沿溪深远，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止给水火。才瞑，妇姑皆阖户而休。积薪栖于檐下，夜阑不寐。忽闻堂內姑谓妇曰：“良宵无以为适，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妇曰：“诺。”积薪私心奇之。况堂內素无灯烛，又妇姑各处东西室。积新乃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应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妇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将近四更，积薪一一密记其下，止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败矣，吾止胜九枰耳。”妇亦甘焉。积薪迟明，具衣冠请问。孤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积薪即出橐中局，尽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数，孤姥顾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妇乃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积薪即更求其说。孤姥笑曰：“止此已无敌于人间矣。”积薪虔谢而别。行数十步，再诣，則已失向之室闾矣。自是，积薪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谓妇姑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胜，终不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至今棋图有焉，而世人终莫得而解也。

　　这个传说极为生动，流传甚广，说明他当时在朝野棋坛享有极高的声誉。王积薪还撰有棋书传世。《宋史·艺文志》著录有王积薪等《棋诀》三卷。郑樵《通志》有“《凤池图》一卷，积薪撰”。世间又流传其《金谷九局图》一卷，据说是开元中，他和冯汪于太原尉陈九言金谷第弈棋的图谱，俗称《金谷园图》。这个图谱十分出名，晚唐时还常为棋手摹习。韩偓《安贫》诗有“手凤慵看八行书，眼暗休寻九局图”的吟咏。所谓“九局图”，即指《金谷九局图》。

　　王叔文（753—806），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贞元（785—805）末，以棋待诏翰林。顺宗在东宫，叔文尝侍棋。”（《册府元龟》卷八六九《总录部·博弈》）刘禹锡《子刘子传》称他：“以善棋得通籍。”顺宗即位，贞元二十一年（805）二月，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一起进行“永贞革新”，兼任度支及盐铁副使，执事146天。后顺宗禅位于宪宗，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杀害。王叔文由棋待诏而升迁，最后执掌朝廷实权，这在唐代是仅见的。正是因为自己出身低贱，他掌权后曾将翰林棋待诏等全部罢掉。《太平御览》卷七五：“顺宗朝，署翰林阴阳、星卜、医相、射覆、棋弈诸待诏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棋待诏，即用事，恶其与己侪类相乱，故罢之。”但后来又都恢复了。

　　王倚，字号里籍不详，唐敬宗宝历（825—827）初为棋侍诏，《册府元龟》卷八六九《总录部·博弈》：“王倚善弈，宝历初为待诏。”

　　顾师言，唐宣宗时为棋待诏。大中二年（848）三月，曾与善棋的日本国王子对弈，以33镇神头的着法胜日本王子，当时传为美谈。苏鹗《杜阳杂编》卷下对此有生动详细的记载。

　　阎景实，唐宣宗时棋待诏，曾与顾师言对弈，争盖金花碗一只。阎景实执白先行，结果顾师言胜一路。此谱见于《忘忧清乐集》。

　　滑能，唐僖宗时（874—888）棋待诏。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

　　唐僖宗朝，翰林待诏滑能，棋品甚高，少逢敌手。有一张小子，年仅十四，来谒觅棋，请饶一路。滑能棋思甚迟，吟良久，方下一子。张生随手应之，都不介意，仍于庭际取适，候滑更下，又随手着应之。一旦黄寇犯阙，僖宗幸蜀，滑以棋待诏供职，谋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办装挈家将行。张生曰：“不必前迈。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着棋。请指挥家事。”滑能惊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京都共知。

　　天帝派张生召他弈棋，这当然是荒谬不经的，不必去管他。但由“京都共知”，亦可见他当时是何等出名。

　　朴球，新罗人，约唐懿宗咸通时（860—873）棋待诏。诗人张乔曾有《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一诗，中有“阙下传新势，船中覆旧图”，说明他在任棋待诏时，曾创制过新的图势。

　　棋待诏和棋博士制度，是古代专职棋官制度成熟的表现，对围棋棋艺水平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棋待诏多由当时的国手或著名高手担任，如王积薪、顾师言等都有国手之称，尽管其地位并不高，甚至还可以说很卑微，但比那些在民间以课徒教习和博彩为生，或游走于公卿之门的专业棋手，在经济上要有保障得多，政治上也要高出一头。这对专业棋手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和诱惑，必然促使他们钻研棋艺，提高棋艺，去争取棋待诏和棋博士的职位。对于担任了棋待诏的专业棋手来说，他为了应付皇帝的宣诏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和名誉，他必须尽可能多地搜集和整理古代和当代的局谱，不断钻研围棋理论，不断提高棋艺水平。由于他们无衣食之虞，有大量的时间，有接触禁中所藏的历代棋艺典籍的机会，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目的。王积薪擅名30余年，并著有不少棋艺著作，就是很好的证明。

　　当然，由于隋以后，废除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以科举选士，这样，棋界以品流定棋手的制度，和经常举行的品棋活动也随之取消。由于封建帝王更多的是注重围棋的娱乐性，完全忽视或不注意围棋的竞技性，因此，棋待诏的职责主要是供奉帝王，棋博士的职责仅限于教习宫人。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在棋坛的作用，影响了围棋交流的范围，对围棋竞技性的发展又产生了诸多不利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棋待诏和棋博士这种专职棋官制度又表现出封建制度的专制性和落后性，对围棋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唐以后，棋坛再也没有出现那种百余年间“弈思争流”、棋艺著述极为丰富繁荣的气象，和这种制度也不无关系。

　　11.围棋著作及相关文学作品

　　围棋理论大致可分为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部分。前者是人们对围棋一般原理和特征的认识的总结，后者是人们实际下棋过程中对棋艺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哲学没有形成独立系统完整的学科，使得其他各门学科及各个学术流派都未能建立起明确严密的概念术语和系统完整的理论构架。围棋作为一门小道、小艺就更不例外了。它的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没有明确的界定，其概念和术语也十分含糊多义。而且这些理论都是散见于各种文章和文学作品之中。

　　有关围棋最早的理论，可以上溯到《左传》中的“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这虽然只是极浅显的理论，但毕竟是人们对围棋的规律性的认识的结果。

　　两汉三国时期，随着围棋的复兴和第一个发展高潮的形成，有关围棋的理论也逐渐丰富起来，出现了一些围棋的基本理论和实战理论，形成了一些观念形态上的认识和看法。这些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既是两汉三国时期围棋发展高潮的标志，也是促成这一高潮来临的重要原因。在有关围棋的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桓谭的《新论》、班固的《弈旨》、马融的《围棋赋》和应玚的《弈势》。

　　桓谭《新论》并不是有关围棋的专文，但其中提到：“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以争便求利。下者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这段话包括了围棋的基本战略战术，和评价棋手优劣的基本标准，应当说是较有见地的。

　　班固的《弈旨》是历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述围棋的理论文章，在围棋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有感于当时“博行于世，而弈独绝。博义既弘，弈义不述”的状况，以史学家独特而深邃的洞察力，怀着对围棋的钟爱之情写下此文。他所说的“博行于世”史有明载，确乎不假。但“弈独绝”则并不尽然。这主要是他对世人不能正确认识博和弈，以至围棋活动开展得还很不够而发的感慨，目的是引出“弈义不述”，为自己的论述张目。

　　他在文中注意发掘和彰显围棋的丰富的文化内涵，阐述了自己对深奥的围棋义理的认识：指出棋局、局的线道、棋子颜色和行棋时的形象的文化寓意和来历；精辟地分析了博和弈的根本区别，指出博全靠投琼（即后世掷骰子）凭侥幸见胜负，而围棋却行之在人，不是靠侥幸，而是靠围而相杀、以计策技艺取胜，因而能分出等级的高下，围棋还具有绝不重复、变化无穷的特点。这些论述，是《弈旨》最精华的地方，给围棋从众多的棋戏中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

　　文章还用古代征战之事，论述了实战棋艺理论，如“一孔有阙，坏颓不振”，“一棋破窒，它地复还”，“要厄相劫，割地取偿”，“固本自广，敌人恐惧”，“三分有二，释而不诛”，“逡巡儒行，保角依傍”，“却自补续，虽败不亡”等。

　　最后，《弈旨》还论述了围棋的功用：“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纰专知柔，阴阳代至”；“默而识净泊，自守以道意”。归纳起来，大致可以陶情怡性、修身静心来概括。如果说围棋的功用在其发展初期，很大程度上是表现在它的开发培养数学才能上的话，那么，到两汉三国时期，这种教化功用已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它的娱乐功用和一定程度的竞技功用则开始占据主要地位。班固这段话很有代表性，可以看作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标志。这段话也代表了当时人们，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围棋旨趣和追求，对后世围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融《围棋赋》是一篇抒发棋情的文学作品，其最大特点是语言平直，不假词藻，从围棋“法于用兵”的观点，铺陈“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的乐趣。他认为围棋起源于军事，而他自己作为经学大师，未能驰骋疆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似乎觉得很遗憾。于是寄兴楸枰，得到一种指挥千军万马、鏖战厮杀的愉悦。作品还阐述了大量的围棋实战理论，涉及许多战术和术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几段话：“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踔度间置兮，徘徊中央。违阁奋翼兮，左右翱翔。”“计功相除兮，以时各讫。事留变生兮，拾棋欲疾。”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已看得出这时的围棋已有了布局、中盘和收官的初步概念，和适用于三个阶段的基本战略战术。

　　应玚的《弈势》是一篇重要的围棋实战理论文章。古代围棋所指的“势”，一是棋局上大的姿态形势，二是局部具体战斗中所常用的棋形，近于今天的定式、常见形。这里的“势”是指前者。在文章中，他继承以兵言棋的传统，列举弈棋中的八种态势，每种态势都以一两个古代用兵典故作比，指出利害得失。如“饰遁伪旋，单轹骈列；赢师延敌，一乘虚绝；归不得合，两见擒灭。”迷惑对方，乘虚而入，这是韩信背水设阵伏兵拔旗之势。“匡设无常，寻变应危；寇动北垒，备在南麾；中棋既捷，四表自亏。”施设无常，善于应变，这是西汉名将周亚夫和耿我弇用兵的奇特之处。“假道四布，周爱繁昌；云合星罗，侵逼郊场；师弱众寡，临据孤亡；披扫疆御，广略土疆。”大举掩杀，师弱孤守，兵强则进，掠地扩疆，这可和昆阳之战和官渡之战相当。“挑诱既战，见欺敌对；纷拏相救，不量进退；群聚俱陨，力引唐突；瞋目恚愤，覆局崩溃。”中计被诱，不知进退，胡乱冲撞，心躁而亡，这是项羽和楚怀王失败的原因。“时或失谬，收奔摄北；还自保固，完整备塞；见可而进，先负后克。”遇挫不乱，善自保摄，待机而战，转败为胜，这正是燕昭王和齐顷公的明智做法。“长驱驰逐，见利忘害；轻敌寡备，所丧弥大；临疑犹豫，算虑不详；苟食少获，不知所亡；当断不断，还为所谋。”骄傲自满，轻敌无备，犹豫不决，因小失大，这正是项羽和吴王夫差的下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文章一气直下，比喻贴切，使所说的道理生动精辟，给人以很深的印象。

　　两汉三国时期，不仅围棋理论的研究有所发展，棋谱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也开展起来了。敦煌写本《棋经》中曾提到“汉图一十三势’、“吴图二十四盘”并视作经典；宋代李逸民《忘忧清乐集》一书也收有“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弈谱一局，就是最好的证明。

　　两晋以前，尚无专门化的棋艺研究著作。班固的《弈旨》、应玚的《弈势》，只是单篇的理论文章。邯郸淳的《艺经》也不是专门的棋书，而是各种杂艺的汇编和综合研究，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都很有限。两晋以后，随着围棋活动的蓬勃发展，棋艺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品棋活动的出现，棋谱的收集整理工作和棋艺理论的研究日趋重要，这方面的著述也就越来越多了。

　　《隋书·经籍志》将围棋书籍列在兵书类，著录如下：

　　《棋势》十卷，沈敞撰。

　　《棋势》十卷，二卷成。

　　《棋势》十卷，王子冲撰。

　　《棋势》八卷。

　　《棋图势》十卷。

　　《棋九品序录》一卷，范汪等著。

　　《棋后九品序》一卷，袁遵撰。

　　《围棋品》一卷，梁武帝撰。

　　《棋品序》一卷，陆云撰。

　　《棋法》一卷，梁武帝撰。

　　已经亡佚的书有：

　　《术艺略序》五卷，孙畅之撰。

　　《围棋势》七卷，湘东太守徐泓撰。

　　《齐高棋图》二卷。

　　《围棋九品序》五卷，范汪等撰。

　　《围棋势》二十九卷，晋赵王伦舍人马郎等撰。

　　《棋品叙略》三卷。

　　《建元永明棋品》二卷，宋员外殿中将军褚思庄撰。

　　《天监棋品》一卷，梁尚书仆射柳恽撰。

　　通过这些书目，就知道两晋南北朝时期围棋的盛况了，其中既有棋谱汇编，棋艺研究，也有品棋活动和诸品棋手的著录，真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遗憾的是，这些书即便是流传得最久的，如范汪等著的《棋九品序录》和梁武帝《围棋品》，到唐以后也都失散了。以至我们只能从书名、卷帙、作者，以及存留的序文和散见的引述中，去蠡测它们的著述时间、内容和规模。

　　梁武帝《围棋品》虽已佚，但沈约为此书写的《棋品序》却保留下来。这篇序虽很短，可他提到的“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是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围棋地位大大提高和棋艺水平大大发展的重要依据。而“虽复理生于数，研求之所不能涉，义出乎几，爻象未之或尽”，指出了围棋精深奥妙，变化无端，以及认为围棋同八卦有某种联系的观点。最后几句“今撰录名氏，随品详书，俾粹理深情，永垂芳于来叶”，表明《棋品》主要是著录入品棋手的名氏和品格，而未录入对局谱，卷帙是相符的。

　　梁武帝《棋法》也早已散佚，赖敦煌写本《棋经》的发现，得以重见天日。敦煌写本《棋经》附录梁武帝《棋法》要略，约二百余字。从所附录的文字看《棋法》主要是讲行棋时的一些基本要领，也兼涉及形势判断、攻守取舍。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样几句话：“凡略道，依傍将军，又先争彼此所共形处。将军为柱石，又如山岳。是以先掳四道，守角依傍。”“略道”，犹如扰地。“将军”即四四位的座子，这是从“取坤象于四方，位将军乎五岳”（蔡洪《围棋赋》）转化而来的。这给我们了解古代围棋中的座子制度和“将军”这一术语的由来及发展，提供了依据。

　　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棋艺理论著作，是敦煌写本《棋经》。此书作者不详，因发现于敦煌卷子中又为写本而得名。全书分为七篇正文和附录，卷首已残，现存2443字，因系抄本，脱讹之处和漫漶不识之处较多，异体字、俗体字和笔误也随处可见。今人成恩元通过较深入的研究，对全文作了整理，后收入《中国围棋》第二编。成恩元还从目录文献、避讳文字和全书内容入手，做了大量考订工作，认为此书是北周时所作。这一结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但应当说明，从南北朝围棋发展的特点看，此书作者不太可能是北方人，而应是南方人。或许他同颜之推、庚信等人一样，由于某种原因，如被掳掠、避祸、出使羁留等而到了北方。从书中内容看，他是在南朝寓目各种有关书籍，获得必要的有关资料，又融汇进北方围棋的一些资料，如“子冲征法”等，最后在北方完成著述的。

　　敦煌写本《棋经》卷首残缺，第一篇篇名不详，从该篇残存文字看，主要是总述弈棋的基本要领道理和法则。

　　第二篇是《诱征篇》，专论征子之法。

　　第三篇为《势用篇》，主要讲“势”在行棋时的具体应用。这里所说的“势”，是指具体的死话图形和对杀图形，是综合前人经验并经过验证的，如“直四曲四，便是活棋”、“花六聚五，恒为死亡”等等。

　　第四篇为《像名篇》。像名，是古人对某一特定的棋形，充分发挥想象力而赋予的名称。即“像体之为名，托形之作号”。同时，论述这些棋形的各自所长，或“四角之能”，或“边畔之巧”，或“中央之善”，即分别适用于角、边和中腹的作战。指出正是这些富于想象力的形象的图势名，才使得围棋别具一番情趣。

　　第五篇是《释图势篇》，论述图与势的关系和复图打谱的重要性。指出“图者，养生之巧，大格之能”，是大规模作战的谋略来源。“势者，弓刀之用，皆有所宜”，是具体战斗时的武器。所以棋手必须经常复图打谱、熟悉各种图势，“多习有益，数学渐能”，而“不叶（业）势图”则“解而难巧”。

　　第六篇是《棋制篇》，叙述弈棋的规划和计算输赢的方法。涉及到“筹”、“获筹”、“取局”等古代围棋的一些专门术语。

　　第七篇为《部袠篇》，作者自述将棋势分为四部的标准和内容，即汉图一十三势、吴图二十四盘和角上对杀之法为一部，各种征子之法和“赌马悬砲”等图势为一部，连环劫、双活等图势为一部，花六、聚五、直持等基本死活图形为一部，使“学者可观，寻思易解”。

　　最后，附录《棋病法》和梁武帝《棋评要略》。

　　敦煌写本《棋经》内容丰富，体系完备，语言精练警策，是目前所知和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棋艺经典著作，它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都将北宋张靖《棋经十三篇》看作是我国最早的棋经，而敦煌写本《棋经》的发现，将这一时间提早了五百年。它是唐以前围棋棋艺发展水平的大总结，从而表明古代围棋的发展和围棋理论的研究在唐以前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敦煌写本《棋经》保留了若干极为重要的古代弈棋制度和规则的资料。从“取局子停，受饶先下者输”看，我们可以知道，“取局”是一种对弈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下对弈，若出现子数相同的情况，则受饶先者为输。也就是说，古代围棋没有贴子（目）制度，只有饶先，输赢全凭收子计数。从“将军生煞（杀）之能”等记述，则证明古人对“将军”周围的格杀（即角上的争夺）极为重视，已积累了很多定式性质的图形。

　　这部《棋经》，还使我们了解了古代棋谱、图势的收集和流传情况。书中两次提到“汉图一十三势”和“吴图二十四盘”，并视作经典，可见汉代和三国吴时围棋水平的发展已相当高，为研究三国和三国以前围棋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至于“坛公覆斫”、“褚胤悬砲”、“子冲征法”，不仅使我们知道了“坛公”等围棋高手的姓名，还使我们知道了他们各自所擅长。再加上“卧龙赌马”、“雁须菟屈”、“车相井栏”等图势名，我们可以更深地感受到围棋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更深地体验到古人高雅的围棋情趣。

　　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围棋的发展，有关围棋的文学创作和记载也日趋繁荣。文人士大夫中的围棋爱好者，纷纷利用各种文学体裁，抒发自己的围棋情趣，表达自己的围棋观念，记载自己所见所闻的围棋故事，留下了许多对后世有极大影响的作品。

　　这时期的围棋文学作品，以赋的成就最为突出，像蔡洪、曹摅、梁武帝、梁宣帝都写有《围棋赋》。这些赋文辞优美，既抒发了高雅的围棋情趣，又涉及许多围棋棋艺理论、术语和棋具的资料，不仅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而且在围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宋高似孙在《纬略》中将这些赋同马融的《围棋赋》和班固的《弈旨》、应玚的《弈势》、沈约的《棋品序》称之为“五赋三论”，认为“有能悟其一，当所向无敌，况尽得其理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蔡洪的《围棋赋》词藻富赡，描摹细膩，比喻生动：

　　旅进旅退，二骑迭驱。翻翻马合，落落星敷。各啸歌以发愤，运变化以相符。乍似戏鹤之干霓，又类狡兔之绕丘。散象乘虛之飞电，聚类绝贯之积珠。然后枕以大罗，缮以城廓，缀以悬险，经以绝落。眇望翼舒，翱翔容奕，弯掌南指，情实西射。扬尘奄迹，虽动悉详。……然局不弘席，子不盈卷，秉二仪之相要，握众巧之至权。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则尺蠖，舒则龙翻。崔嵬云起，巃嵸浪传。崟岑山结，沓如雾分。静若清夜之列宿，动若流彗之互奔。

　　极尽铺陈之能事，描摹出局上风光，令人逸兴遄飞，遐思远举。

　　或临局寂然，惟棋是陈。静昧无声，潜来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贤也。或声手俱发，喧哗操扰，色类不定，次措无已。再衰三竭，锐气已朽。登轼望轶，其乱可取也。

　　描绘弈者或专心致志，神游局中，或喧哗噪动，色改棋乱，生动而又形象，胜机败兆一目了然。

　　曹摅《围棋赋》不事铺陈，比较精炼概括：

　　于是二敌交行，星罗宿列，云会中区，网布四裔。合围促阵，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军之际也。张甄没伏，挑战诱寇，纵败先锋，要胜后复。寻道为场，频战累计。夫保角依边，处山营也；隔道相望，夹水兵也。二斗共生，皆目并也；持棋合围，连理形也。

　　“二斗”数句是描写双活的。围棋中的双活，不少是弈者棋力相当，又各不相让而形成的，是一种竞争中的妥协，常令棋手摇手赞叹。他将双活比作“比目鱼”和“连理枝”，真是妙不可言。

　　览斯戏以广思，仪群方之妙理。讶奇变之可嘉，思孙吴与白起。世既平而功绝，局告成而巧止。当无为之余日，差见玩于君子。

　　结末舒缓有致，正是一局好棋后的怡然自得的神态。他在赋前的序中说道：

　　昔班固造《弈旨》之论，马融有《围棋》之赋，拟军政以为本，引兵家以为喻。盖宣尼之所以称美，而君子之所以游虑也。既好其事，而壮其辞，聊因翰墨，述而赋焉。

　　大概此时韦曜《博弈论》余风尚在，所以他要声明自己爱好围棋是为政之余的雅戏，并且有圣贤遗训，不违儒风。

　　梁武帝精通弈棋，棋登逸品，故他的《围棋赋》不重抒情，多铺陈棋艺、棋语，很像用赋体写的棋艺理论文章。正见出他对围棋的竞技性的重视。

　　尔乃建将军，布将士，列两阵，驱双轨，徘徊鹤翔，差池燕起。用忿兵而不顾，亦冯河而必危。无成术而好斗，非智者之所为。运疑心而犹豫，志无成而必亏。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为防。敌谋断而计屈，欲侵地而无方。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为强。不让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围而计穷，欲佻巧而行促。剧疏勒之迍邅，甚白登之困辱。或龙化而超绝，或神变而独悟。勿胶柱以调瑟，专守株而待兔。

　　这一大段全用骈偶，密不容针，好似局上吃紧，落子频频。

　　或有少棋，已有活形，失不为悴，得不为荣。若有苦战，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损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东西驰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败亡。虽蓄锐以将取，必居谦以自牧，譬猛兽之将击，亦俛耳而固伏。若局势已胜，不宜过轻，祸起于所伏，功坠于垂成。至如玉壶银台、车厢井栏，既见知于曩曰，亦在今之可观。或非劫非持。两悬两生，局有众势，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虽涉戏之近事，亦临局而应悉。

　　这一段骈散相间，直言棋理，节奏突然放慢，抒情成分更少，而指言事理更多。最后，他还不无自得地说：“故君子以之神游，先达已知安思，尽有戏之要道，穷情理之奥秘。”大有已洞悉造化、勘破玄妙的意味。赋中提到“玉壶银台”、“车厢井栏”由来已尚，是我们研究这种著名棋形的重要资料。又说：“方四聚五”、“花六持七”，是棋手临局应悉的基本图势，可知这时人们对一些经验性的知识已有了理论高度的认识。

　　梁宣帝《围棋赋》今可见者唯四十余字：

　　引如征鸿赴沼，布若群鹊依枝。类林麓之隐隐，匹星汉之离离。蜂起百涂，从横万制。或无厌而及失，或先赢而后济。

　　看上去意犹未尽，语亦未详，估计只是原文的一段。

　　两晋南北朝的小说除记载一些文人士大夫的佚闻趣事外，还有大量的神鬼灵异的故事。其中亦不乏有关围棋的故事。如晋干宝《搜神记》载有南斗北斗桑下围棋，赵颜前往求寿的故事。传为晋陶潜著的《搜神后记》亦载有仙馆大夫家中围棋的故事。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记载的三则故事，最为著名：

　　信安郡石室山，晋时樵者王质，伐木入山，见二童子下棋。与质一物，如枣核，食之不觉饥，以所持斧置坐而观。局未终，童子指谓之曰：“汝斧烂柯矣！”质归故里，已及百岁，无复当时人。

　　朱道珍尝为孱陵令，南阳刘廓为荆州参军。每与围棋，日夜相就局子，略无暂辍。道珍以宋元徽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亡。至九月，廓坐斋中，忽见一人以书授廓云：“朱孱陵书。”廓开书看，是道珍手迹。云：“每思棋聚，非意致阔。方有来缘，想能近领。”廓读书毕，失信所在，寝疾寻亡。

　　在南有懒妇鱼。俗云昔杨氏家妇，为姑所溺而死，化为鱼焉。其脂膏可燃灯烛。以之照鸣琴博弈，则烂然有光。及照纺绩，则不复明焉。

这些神异怪诞的围棋故事，是两晋南北朝时社会生活中围棋活动的反映，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围棋的复杂的认识和感情。特别是观棋烂柯的故事，后来经文人士大夫的想象和再创造，采入诗文，几乎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成了围棋史上三个最著名的传说之一。

　　12.早期围棋的制式和规则

　　围棋是智慧的游戏，也是科学的游戏。随着人们的智力水平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它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这主要体现在棋局道数上。棋局道数少，变化就少，相对说来要简单一些，棋局道数多，变化就多，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

　　今天的围棋棋局值数是19道，纵横361个交叉点，对弈之下，变化无端，趣味无穷。那么，围棋在诞生之初是多少道呢？囿于资料，我们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根据一些线索推断：它不会超过13道或11道。

　　1977年4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曾发现一座辽代古墓，墓内供桌下，有一高10厘米、边长40厘米的围棋方桌。桌上涂白漆，中间画有长宽各30厘米的棋局，棋局纵横13道。这种13道棋局是目前能见到的道数最少的棋局。日本一杂志曾报道，古代夏威夷有一种棋戏，纵横11道，在线道的交叉点上行棋对弈，和中国围棋颇为相似。如果这种棋确实和中国围棋有关系，那么在13道棋局之前就有过11道的棋局。1971年湖南湘阴发现一座唐墓，墓内出土一件青瓷围棋盘，正方形，边长55厘米，纵横15道，4边刻有圆弧形装饰，上敷黄釉。可以断定，这种15道棋局是13道棋局的后继者。无论是辽代的13道棋局还是唐代的15道棋局，都不是当时通行的棋局，也不是东汉以后的人所创制。而只是西汉以前的通行制式，甚至是春秋战国以前的通行制式的孑遗。它们之所以出现在唐代和辽代，有可能是因为交通不便，文化交流少，故尔无意识地保留下了古代围棋的制式。也可能是人们在使用当时通行制式的围棋盘的同时，出于崇古慕古和简便易学的目的，有意识地保留了古代围棋的制式。另外，无论是多少道数的围棋，它们在向较多道数的围棋进步时，都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而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初，它们只是在某一些人中流行，后来范围逐渐扩大，为更广大的地区和更多的人所接受，最后才成为通行的制式。而在这个期间，必然会出现较少道数和较多道的围棋并行期现象，和更少道数、早已不流行的围棋存留于个别地区的现象。

　　至少在东汉三国时期，已通行17道的围棋。1954年河北望都（东汉属中山国）东汉墓出土一具石围棋局，就是17道的。三国时魏邯郸淳的《艺经》也说：“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17道围棋流行的时间很长。1975年，山东邹县西晋刘宝墓出土一副围棋子，系用黑白卵石磨制而成，共计289子。刘宝官至侍中、安北大将军，卒于永康二年（301）。从棋子数目看，西晋士大夫中也流行十七道的围棋。南朝宋有一首《读曲歌》，中有“方局十七道，期会是何处”语，说明当时在民间还在使用17道的围棋。新疆阿斯塔那唐墓曾出土一幅《弈棋仕女图》，图中所绘棋盘是17道乘16道（16当是17之误）。该墓墓主是武则天时的安西都护官员，曾被授予上柱国爵位。看来17道的围棋到初盛唐时期，在边远地方仍在使用。

　　三国时期，19道围棋可能开始流行。北宋棋待诏李逸民《忘忧清乐集》中，收有“孙策诏吕范弈棋局图”，该图谱就是19道的。另外，还有“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也是19道的。《忘忧清乐集》有宋刻本，其发现和流传经过十分清楚。宋人著书刻书一般比较谨严，该书所收图谱当有所本。另外，在有三国邯郸淳《艺经》所记、有南朝《读曲歌》所咏的情况下，作为棋待诏的李逸民不可能自己作伪，也不可能不辨不查便摭拾前人伪谱于集中，而取信宋徽宗和世人。从这个情况看，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时期，17道围棋和19道围棋都在流行。三国时期，17道围棋主要流行于北方，19道围棋主要流行于南方，特别是吴国的宫廷中。到两晋时期及其以后，19道围棋也开始在北方流行开来。当然，这种情形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状况，还需要进一步用地下文物的实际资料来证明。

　　南北朝时，19道围棋逐渐占了主要地位，开始通行。成书于北周的敦煌写本《棋经》，其《像名篇》有这样一段话：“棋有三百一十六道，放周天之度。”这显然说的是19道围棋，316当是361之误。19道围棋出现在棋的经书中，说明它的地位已为棋界肯定。到隋唐时期，19道围棋更为通行，完全取代了17道围棋。河南安阳张盛墓曾出土一具19道的瓷棋局。唐人斐说《棋》诗也说：“十九条平路，言平又崄巇。”《忘忧清乐集》中所收的唐代棋谱，也都是19道的。19道围棋比17道围棋变化更为复杂，趣味也更加深浓，因此受到人们的欢迎肯定，便成为标准的围棋制式。

　　早期围棋的棋子数目，视棋局道数的多少而定。17道棋局需要289子，19道棋局需要361子。无论是289子、300子或361子，都可举其成数概称300，故韦曜《博弈论》有“枯棋三百”，晋蔡洪《围棋赋》有“三百惟群，算涂授卒”的说法。

　　古代围棋有座子制度。它起源于何时很难考定，但东汉时期肯定是盛行了。马融《围棋赋》：“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所谓四道，即四四位置。从《忘忧清乐集》看，三国吴时，对弈开局前，黑白双方在棋局四角的对角上各摆两枚棋子。行棋次序是白先黑后。《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白先黑后的行棋规则，则可能和这种阴阳观念和语言习惯有关。座子又称势子，也称棋。马融《围棋赋》：“迫兼棋兮，颇弈其装。”宋章樵注：“，音义与岳同，棋心并四角各有一子，谓之五岳，言不能动摇也。”明杨慎《转注古音》又说：“今谓之势子，而中心一子不下。”按照这种说法，古代围棋是五枚座子，只是后来才改成四枚的。但从现存古代棋谱看，没有放五枚座子的，而且从道理上讲，五枚座子也讲不通，因为这会影响行棋次序。晋蔡洪《围棋赋》中有“位将军乎五岳”的说法。它的前后文是：“命班输之妙手，制朝阳之柔木，取坤象于四方，位将军乎五岳。然后画路表界，立质朱文……”显然，所谓“位将军乎五岳”，只是指棋局制作过程中，定出四角四四和中心的位置，并不是说要在这5处摆放座子。从东汉望都石棋局、隋安阳瓷棋局及《忘忧清乐集》棋局路数图和三国、晋、唐、宋的对局谱看，五岳或将军是棋局四角及中心的5个黑点，而势子只放于四角，不放中心。这同梁武帝《围棋赋》：“尔乃建将军，布将士，列两阵，驱双轨”的描述完全相符。宋人张靖《棋经十三篇·权舆篇》：“先于四隅分定势子，然后拆二斜飞，下势子一等。”虽说所出较晚，但渊源有自，也是证明。虽然五岳或将军并不都放势子，但四角的势子都因此而也称将军。梁武帝《棋评要略》：“凡略道，依傍将军……将军为柱石，又如山岳。”就是指座子。敦煌《棋经》提到的“将军生煞（杀）之徒”、“将军生煞（杀）之法”、“将军生煞之能”，就是指势子周围的具体着法和定式。古代这种座子制度和白先黑后的规则一直沿袭到清末，后因受日本围棋的影响，才取消了势子，并改为黑先白后。

　　早期围棋计算胜负的方法已难考定，只能参考唐宋时期的文献和图谱来推断。古人称棋局上的交叉点为路或道。官子完毕后，要将提掉的棋子填向对方的空中。由于每块棋必须有两个眼才能成为活棋，因而每块棋还要除去两路不予计算。最后，以所围空的路或道数相较，多者为胜，若路道相等称为“停”，又称“芇”。以《忘忧清乐集》中的《烂柯图》为例，黑棋填回提子后有28路，因有5块棋，须减去10路，尚余18路，白棋填回提子后有23路，因有3块棋，须减去6路，尚余17路，结果黑胜一路。这种方法可称为填空法，出现较早，至少唐宋时期还在采用。后来又出现了数子法。即以双方所占子数（包括空）计算胜负，由于每块棋须有两眼，这两眼位置谁都不能入子，故算双方各一子，这样，棋块数多的一方就要向对方还子，每多“一块棋就多还一子，俗称为“还棋头”。这种方法在明代很流行。成书于明代的《金瓶梅词话》第54回中写白来创与常时节下棋，最后“白来创看了五块棋头，常时节只得两块。白来创又该找还常时节三个棋子。口里道：‘输在这三着了。’连忙数自家棋子，输了五个子。”这里就是还棋头的方法。无论是“填空法”还是“还棋头”，对弈双方总是棋块少的一方有利，因此古人下棋的战略战术与今人明显不同，总是竭尽全力地分割对方的棋，使对方的棋块数尽可能地多。

　　两汉时期，随着围棋的普及，比赛日益增多，棋艺水平迅速提高，棋手间的差距便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就需要定出衡量的标准和等级。以及相互间的对局方式。古人有以九等论人的习惯，如《汉书·古今人表》就将古人的圣人和愚人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国魏延康元年（公元220），魏文帝仿此法推行“九品官人法”，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由“中正”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为九等（九品）供朝廷选用。这种九品中正制遂被棋界用来评定棋手等级。邯郸淳《艺经·棋品》：

　　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复云。

　　当时这9个品级名称的具体含义、区分标准和对局方式已无法窥测，根据宋张靖《棋经十三篇·品格篇》元晏天章注、清末邓元<钅惠>注引《石室仙机》和他自己的补注，大致是这样的：

　　入神，神游局内，妙而不可知，变化不测而能先知，精义入神，不战而屈人之棋，无与敌者，厥品上上，互先。坐照，不劳神思而万意灼然在目，至虚善应，亚近入神，厥品上中，饶半先（三局受二局先）。具体，能兼众人之长，因人制宜，临局之际，造形则悟，具入神之体而微者，厥品上下，饶先。通幽，其心虚灵洞彻，能深知其义而造于妙，临局之际，见形阻能善应变，厥品中上，饶二子。用智，对妙着不能深知，故临战必用智深算而入于妙，厥品中中，饶三子。小巧，虽不能大有布置，而纵橫各有巧妙胜人，或者不务远图好施小巧，厥品中下，饶四子。斗力，野战之棋，动则必战，与敌相抗，不用其智而专斗力，厥品下上，饶五子。若愚，其布置虽如愚，但势不可犯，厥品下中，饶六子。守拙，凡棋有善于巧者，勿与之斗巧，但守我之拙，则彼巧无所施，厥品下下，饶七子。

　　以上虽然不是曹魏时的标准，而只是后人的解释，但可以肯定，当时有棋品的观念，就一定有区分。评定的方法和标准，而棋艺水平不同的棋手之间，也完全可能出现互先、让先和让子的规则。

　　南朝梁钟嵘《诗品》曾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而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从其行文的语气看，“殆均博弈”是对围棋九品制肯定的话，而且由来甚久，不仅是指当时的品棋活动。南朝梁沈约也说：“汉魏名贤，高品间出。”可见自邯郸淳时起，品棋先在局部地区的民间棋手中流行，后逐渐扩展至较大范围的地区乃至整个棋坛。随着围棋交流和比赛的发展，成了棋界公认的制度。品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区别不同水平的棋手提供了比较科学的根据，对围棋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古代围棋还有打筹制度。敦煌《棋经·棋制篇》：“凡论筹者，初捻一子为三筹，后取三子为一筹。……凡获筹，有持者，必须先破求。取局者，勿论。收子了讫，更欲破取筹，不合。”张靖《棋经十三篇·杂说篇》：“打筹不得过三，淘子不限其数。”张靖《论棋诀要杂说》：“皆筹为溢。”这些方法早已不用，致使我们今天理解起来十分困难。从这话来看，筹或许是竹签、筹码一类的东西，用于记输筹的局数。“不过三”，可能是指三局为一单元，类似于今天的三打二胜制。但也有可能是类似于今天的贴子的计算方式。

　　前面曾提到藏棋很可能是从中原传去的，那么了解一下它的制式、规则，对了解古代围棋的制式、规则也颇有意义。藏棋棋局纵横十七道，两人对弈，用黑白棋子围而相杀。也有势子，不过不是四枚而是十二枚。行棋次序也是白先黑后。没有让子棋，若双方实力有差别，一律用“贴目”的方法来解决，贴目多少，双方对局前商定。另外，有一种类似围棋中“打劫”原理的提子后杀着的规定，使双方棋不至于轻易被杀死。这些规则有些可能是从中原传去的，有的可能是藏棋发展过程中自己形成的，从它身上，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一些古代围棋制式和规则的影子。

　　13.围棋棋具

　　最早的棋局和棋子多是木制的，也有石制的。扬雄《法言&#8226;吾子》：“断木为棋，梡革为鞠，亦皆有法焉。”韦曜《博弈论》：“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指的就是木制棋枰和棋子。棋字又作“碁”，从石，其音。《玉篇&#8226;石部》：“碁，音其，围棋也。”此字可能即因石棋子而来。曹操宗族墓地出土的棋子是松绿石制，显然是比较讲究的。棋局除木制的外，还有石制的，如望都出土的17道石棋局。也有瓷制的，如湘阴出土的15道瓷棋局和安阳出土的19道瓷棋局。再讲究一些的如“枰则广羊文犀，子则白瑶玄玉”（梁武帝《围棋赋》）等，那是帝王所用，非一般弈者可以问津。至于棋子的形状，一般都是圆形，即所谓“天圆地方”或“棋圆局方”。但也有例外，如曹氏宗族墓地发现的棋子，就是方形的。

　　与今天相比较，东汉时期的棋局尺寸都比较大。如望都出土的石棋局69厘米见方，高14厘米，棋局内的小格（即罫）约4厘米见方。湖南湘阴15道围棋局，边长55厘米，高2.1厘米，每罫约3.92厘米。马融说围棋“三尺之局”（《围棋赋》）。汉尺约当今天的7寸，3尺即今天的2尺1寸，约合69点4厘米，与出土的棋局差似。相对棋局来说，棋子的尺寸显得要小一些，如曹操家族墓出土的棋子，只有约1厘米见方，0.3厘米厚。

　　唐五代人为追求高雅的围棋情趣，对棋具十分讲究。玉石棋局，玉石棋子，魏晋六朝时已经出现，但那时毕竟还只限于皇室或达官显贵。到唐五代时期，却是十分普遍了。而且出现了许多用罕见材料制作的棋具。从“雕盘蜃胫饰，帖局象牙缘”（王绩《围棋》），“阑珊玉局棋”（温庭筠《咏寒宵》），“观棋玉石忙”（韩愈《送李尚书赴窘阳八韵得长字》），“海石分棋子”（李商隐《因书》），“棋分海石圆”（李洞《寄窦禅山薛秀才》），“海蚌琢成星落落”（齐已《谢人惠挹花笺并棋子》）等吟咏可看出，其棋局和棋子都是十分精致的。一般人如此，皇室和达官显贵就更为奢华了。他们为了满足自己娱乐的需要，要各地进贡珍奇特异的棋具。如《新唐书&#8226;地理志》就有蔡州汝南郡贡珉玉棋子、沙州敦煌郡贡棋子的记载。陶彀《清异录》记唐玄宗有玉界局。今日本奈良正仓院有19道紫檀木棋盘，是唐朝皇帝的赠品，制作十分精工，棋局两边还有盛放棋奁的小屉，装饰极为华丽。新疆出土的《弈棋仕女图》和五代周文矩表现南唐宫廷弈棋场面的《重屏会棋图》，其棋局都是木制的，虽不知用什么材质的木料，但肯定是很名贵的，四周装饰也很华美。据《云仙杂记》载，当时富贵人家还有以紫檀心瑞龙脑作黑白棋子，和以碎金镶嵌棋盘的。紫檀木褐色而致密，龙脑香（龙脑香树的树膏）莹白如冰，而碎金金光熠熠，灿若天星，皆是至为珍贵的东西。用它们作黑白棋子和棋盘，其华美也可想而知。为增加弈棋的乐趣，唐人还非常讲究棋子敲击棋枰的音响和韵味，像吴融《寄僧》那种“棋敲石面碎云生”已觉不过瘾，于是又出现一种用响玉作的棋盘，以致下棋时，落子声能“与律吕相应”（冯贽《云仙杂记》）。为丰富和提高下棋时的艺术情趣，唐五代人可说是费尽心机了。

　　隋、唐、五代时期的棋具开始向精细和工艺品的方向发展，这是与围棋在社会上深入人心，以及全国围棋人口不断增加相适应的。从史料记载、出土文物、绘画三个方面分析、隋、唐、五代流行的棋盘主要有纸、木、瓷、玉、石等材料制作；棋子则主要有石、贝、玉、紫檀心、瑞龙脑等材料制作。

　　棋盘

　　棋盘的制作原本非常简单，找一张纸，横竖画十九道，即已制成。凡是下棋的人都可自己动手制作。杜甫诗曰：“老妻画纸为棋局”、《云仙杂记》载：“王积薪每出游，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表明象杜甫、王积薪这样有身份的人也常自己“画纸为局”，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种现象会更为普遍。但纸盘也有不利的方面，一是容易磨损，二是不够气派。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以及一般文人墨客来说，下棋讲究是气氛，一张皱皱巴巴、模糊不清的纸盘自会大大影响情绪。因此木制棋盘在社会上也相当流行。从新疆出土的唐《弈棋仕女图》、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来看看，贵族乃至君王也使用木制棋盘。

　　从河南安阳出土的隋朝瓷棋盘来看，已经具备工艺品的特征。而唐朝皇帝所赠日本的紫檀木棋盘，更是精美绝伦：棋盘呈框形桌状，布局协调大方，周围饰有花纹及飞鸟走兽，两边装有玲珑剔透的小抽屉。表明唐时对棋盘的要求和趣味已很高，而制作工艺也已达到相当完美的境界。

　　比木质更为高级的，还有玉制棋盘。《云仙杂记》载：“棋枰声与律吕相应，盖用响玉为盘，非有异数也。”玉制棋盘不仅名贵，棋枰声能与音乐相合，无疑会大大增加弈棋时的气氛和情调。此外尚有石制的棋盘，柳宗元记曰：“仙弈山，始登者得石枰于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似说山上有石如棋盘；自然纹理，可以弈棋。但更常见的则是贵家在庭院石上，或慕隐之士在山中、寺庙石上，刻成棋盘。但这种棋盘不能移动，虽能留之久远，实用价值却不很大。

　　棋盘发展到了明清时期，为了配合记谱，出现了四大盘景式。所谓“四大盘景式”，也称“四大景盘字”、“写盘式”，就是按棋局入、平、上、去四隅，填入春、夏、秋、冬四组词，称“四景词”，作者为明代福建人吴晋叔。每组九十字，无一字相同（如图1）。每字代表棋盘上的一个交叉点，打谱时只要逐字寻检就能查到每着棋的落子位置。利于刻板印刷及节约纸张。我国古谱《石室秘传》、《怡怡堂围棋新谱》等都曾采用这种记录形式。另有“写盘诗”，是清巫信车改写过伯龄《三子谱》时所作，除“诗”与“词”文字不同外，使用方法皆同（如图2）。

　　棋子

　　棋子的制作比较复杂，材料的选择尤为重要。一般认为，选择天然颜色的材料最好。比如唐宣宗大中年间，日本王子带来的冷暖玉棋子，“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即是一种上好的棋子材料。但天然的材料不易获得，遂有配料烧制棋子，如驰名中外的“云子”即属此类。

　　隋、唐、五代流行的棋子有石、贝、玉为材料。但也有花样翻新，采用名贵香木为原料的。《云仙杂记》载：“开成中，贵家以紫檀心瑞龙脑为棋子，”这种棋子带有香味，下棋时想必会另添一番趣味。

　　唐朝，朝廷所用棋子，往往由地方进贡。据《新唐书·地理志》载：

　　蔡州汝南郡……宝应元年更名。土贡：珉玉棋子，……

　　沙州敦煌郡，下都督府。本瓜州，武德五年曰西沙州，贞观七年曰沙州。土贡：棋子、……大约汝南、敦煌所产棋子，在当时比较著名，因而作为贡品，奉献皇室。

　　14.著名国手

　　（1）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国手——弈秋

　　随着围棋在社会上的流行，出现了通国善弈的棋手。战国时齐国的弈秋，是第一位见于文字记载的围棋高手。据《孟子·告子章句上》载：

　　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俱学，弗若之矣！

　　这一段话是孟子对齐王讲述“为政”的道理，以小喻大，说明做事须“专心致志”，不能“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有人认为这只是寓言，不能算是实录。但是从全文看，弈秋显然是当时社会上比较熟悉的棋手，事迹也广为人知。所以孟子才可能随手引用，并用他来讽喻齐王。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知道，弈秋不仅棋下得好，而且还从事棋艺教学工作，弈秋可以算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国手。弈秋既然从事教学，想必对围棋理论有一定研究，限于史料缺乏，我们今天已难以窥知。

　　（2）棋圣严子卿、马绥明

　　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的围棋高手，魏有山子道、王九真、冯翊、郭凯等，吴有严子卿、马绥明等。其中严子卿、马绥明在两晋时期被尊为棋圣。何为“棋圣”？葛洪《抱朴子》云：“棋之无敌者，则谓之棋圣。”可知严子卿、马绥明的棋艺水平要比山子道等人高出许多。

　　马绥明的事迹已不可考。严子卿出身世家，据《吴录》载：“严武字子卿，卫尉畯再从子也，围棋莫与为辈。”“与皇象书、赵达数、曹不兴之画……时人谓之八绝。”

　　能膺“棋圣”之誉，必是技艺超凡、鹤立鸡群的人。从先秦至民国，约历四千年的时间，在这样漫长的岁月里，一共只有六个人荣获“棋圣”的称号，除严子卿、马绥明以外，还有清代的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以及民国期间的吴清源。

　　“棋圣”之誉历来是由大众认可，而非“官选”或“钦定”，如杜甫之“诗圣”、王羲之之“书圣”、吴道子之“画圣”概莫如此。什么“圣”一由“官定”，往往流于一场闹剧。

　　（3）南朝围棋三强——王抗、褚思庄、夏赤松

　　南朝从宋文帝元嘉（424）初年至齐高帝建元末年（483），约五十余年中，出现的围棋高手有王抗、褚思庄、夏赤松三人。然而史籍记载中对他们三人的生平行止语焉不详。其中王抗、褚思庄曾在朝廷做官，历侍宋朝文帝、孝武帝、前废帝、明帝、后废帝、顺帝、齐朝高帝、武帝，可谓圣眷不衰。夏赤松是否曾到朝廷任职，却不见记载。这三人均以棋名世，足以代表南朝的最高水平。据《南史·萧思话传》载：

　　萧惠基，善隶书及弈棋。……当时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吴郡褚思庄、会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庄戏迟，巧于斗棋。宋文帝时，羊玄保为会稽（太守），帝遣思庄入东与玄保戏，因置局图，还于帝前覆之。齐高帝使思庄与王抗交赌，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还省，至五更方决。抗睡于局后寝，思庄达旦不寐。时或云：“思庄所以品第至高，缘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对。”抗、思庄并至给事中。永明中，敕使抗品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南朝围棋高手之间的比赛情况，以及他们的棋艺风格。王抗与褚思庄赌赛，“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至五更方决”。看来两人竭尽所思，势均力敌，故而耗时颇长。棋赛耗时问题，并不像表面看去那么简单。一般地说，棋力愈高耗时也就愈长。这是因为高手很少出现明显的错误，局势往往相差甚微，如何保持或扭转局势，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思考与计算。

　　从棋艺方面看，“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庄戏迟，巧于斗棋”。两人的棋艺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大抵夏赤松思路敏捷，大局观很强。而褚思庄则善于长考，计算精确。从艺术的角度考虑，棋手的风格愈鲜明，他的棋艺水平也应愈高。

　　（4）北朝围棋高手——范宁儿

　　北魏孝文帝时，出现了一名围棋高手，名叫范宁儿。据《北史·魏·蒋少游传》载：

　　始孝文时，有范宁儿者善围棋，曾与李彪使齐。齐令江南上品王抗与宁儿，制胜而还。

　　范宁儿到江南时，正值齐武帝萧赜当政。《北史·魏书·蒋少游传》也记载是萧赜令王抗与范宁儿对弈。因此是一场由皇帝主持，南北朝之间的冠军对抗赛。王抗是江南弈林上品之首，久负盛誉。但是在这场关系重大的比赛中却败给了范宁儿。这是否说明范宁儿的棋艺水平比王抗高呢？对于这个问题，明朝王世贞在其所著《弈问》中曾有精辟的论述：

　　问：范宁儿之胜王抗，信乎？

　　曰：有之。抗重而宁微也，宁儿以有心待抗，而抗以无心待宁儿。犹之乎司马仲达之于孔明也。且此一局耳，未可定也！

　　王世贞所说“抗重而宁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范宁儿身份不显，事迹也没留下什么记载。从他“与李彪使齐”看，大约只是李彪的一个随员。他从文化荒原的北朝来到人文荟萃的江南，自然要被王抗等人所轻视。俗话说“骄兵必败”，王抗的输棋，看似偶然，却也含有一定必然的因素。范宁儿以不凡的棋艺战胜声名卓著的王抗，在当时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

　　（5）国手坐天下——梁武帝萧衍

　　南朝围棋之盛，莫过于梁武帝萧衍在位的48年。

　　萧衍出身侨居南兰陵的素族，早年就博通众学，尤其擅长文学，与著名文人沈约、任昉等齐名。他在任雍州刺史期间，乘齐朝内乱，积极准备起事，五○一年，发兵攻入建康，灭齐建立梁朝。

　　萧衍并不是一个好的皇帝，而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围棋更是他毕生的爱好。《梁书·武帝纪》描述他说：

　　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汉相国何之后也。……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

　　所谓“棋登逸品”即是说萧衍的棋艺水平已超出九品等级之上，可算是当时第一高手。

　　萧衍做皇帝以后，不仅自己嗜棋如命，而且大力提倡推广，朝廷上下掀起了一股名副其实的围棋热。

　　（6）唐代第一高手王积薪

　　王积薪是唐玄宗时著名之棋待诏，活跃于开元、天宝年间，是盛唐围棋艺术的杰出代表。著有《棋诀》三卷、《凤池图》一卷，均未流传下来。只有《棋诀》的要点，向为棋家所宝爱，转载于唐以后的多种棋谱中，这就是著名的“围棋十诀”:

　　1．不得贪胜。2．入界宜缓。3．攻彼顾我。4．弃子争先。5．舍小就大。

　　6．逢危须弃。7．慎勿轻速。8．动须相应。9．彼强自保。10．势孤取和。

　　“围棋十诀”言简意赅，是王积薪毕生棋艺经验的结晶，无论对棋家还是爱好者，都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影响所及，遍于海内外。日本棋圣“本因坊”秀策，曾将“围棋十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用来教授入门弟子。

　　（7）国手宰相王叔文

　　王叔文（公元753—806年），越州山阴人，唐德宗时，因棋艺精湛，被选为棋待诏。叔文不仅以棋鸣世，而且胸怀大志，满腹经纶。他在宫中长期侍奉太子李涌下棋，有时在李涌面前指摘朝政，头头是道，无不切中要害。李涌见他颇有经世之才，遂把他收为心腹。

　　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适驾崩，太子李涌即位，是为顺宗。顺宗推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宰相，任王叔文为翰林学士（时称内相），又兼充度支盐铁副使，掌握财权。又用王伾、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施行罢官市、免进奉、惩贪污等措施，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进行改革，史称“永贞革新”。谁知不久顺宗病重，宦官俱文珍等勾结朝中旧派官僚，迫使顺宗退位，拥立宪宗登基。韦执谊、王叔文执政未满五月而失败。王叔文、王伍被杀害，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史称“八司马”。王安石曾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

　　王叔文积极推行的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这次“变法”犹如划过夜空的流星，也曾发出耀眼的光芒。作为一名国手兼政治家，王叔文无疑是历代国手中最值得纪念的人物。

　　（8）顾师言“三十三着镇神头”

　　顾师言是唐宣宗时的棋待诏。生平史料无多，最脍炙人口的事迹，即以“三十三着镇神头”，战胜日本国王子。但在唐代国手中，顾师言有两个“第一”是其他人比不了的。一是在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第一个与日本第一高手进行比赛的国手。二是在唐代国手中唯一留下一局完整棋谱的人。因此他在围棋史上的地位不容低估。

　　顾师言与日本王子的对弈，在围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这是中、日第一国手之间的较量，从结果看，日本当时的棋艺水平，与中国相比，显然有相当的差距。二、这是中外以及中日之间，第一次正式的围棋交流。顾师言三十三着“镇神头”传奇致胜，一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千百年来流传不息。

　　此外，顾师言留下了一局棋谱，即“盖金花碗图”，也是唐代国手留下的唯一完整棋谱。

“盖金花碗图”载于南宋名谱《忘忧清乐集》中。由于宋代的围棋比之唐代，已有实质性的提高，故宋代棋家在编撰棋谱时，已基本不收唐代的棋谱。《忘忧清乐集》中仅收“唐明皇与郑观音”的一局棋，以及贾玄与杨希粲的一局棋，再就是这局“盖金花碗图”。对于后人了解和研究唐代的围棋，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据说这局棋是在御前进行的，由棋待诏顾师言与阎景实对决，胜者可获皇帝御赐的“盖金花碗”。本局由顾师言执黑后行，双方共下243着，结果顾师言胜一路而夺取“锦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