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史话（四）明代围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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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史话

第四章明代围棋

　　

明朝围棋在朝廷的禁锢中曲折发展，这应是不同其他时期的特点。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出身卑微，没念过什么书，然而在他叱咤风云的军事、政治生涯中，却养成了爱下棋的习惯。“烟雨湖山六朝梦，英雄儿女一枰棋”。据说朱元璋常与徐达“在南京莫愁湖边下棋。一次朱元璋连吃徐达两子，自以为胜局已定，徐达却说：“请陛下仔细观局。”朱元璋一看，原来徐达的棋子隐约连成“万岁”二字，不禁心花怒放。于是将湖边的一栋楼赐给徐达，后人称此楼为“胜棋楼”。

　　如今“胜棋楼”仍点缀在莫愁湖畔的绿荫之中，勾引游人醉赏。楼里楼外有不少对联，其中有一副云：

　　占全湖绿水芙蕖，胜国君臣棋一局；

　　看终古雕梁玳瑁，卢家庭院燕双飞。

　　记述了明初开国君臣下棋遣兴的一番胜事。

　　朱元璋善下模仿棋，据清魏瑛《耕兰杂录》载：

　　明太祖智勇天纵，于艺事无所不通，惟于弈棋不耐思索。相传其与人对弈，无论棋品高低，必胜一子。盖每局必先着，輒先于枰之中间，孤着一子。此后，黑东南，则白西北；黑右后，则白左前，无不遥遥相对，着着不差。至局终，则輒饶一子也。帝王自有真，非几手所能拟议矣。

　　这里所说即“模仿棋”，先行者于“天元”置一子，然后对手走在那里，即手相对的地方着棋，招招模仿。模仿棋从战略上讲，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可以在布局阶段尽量保持局面的均衡。但如魏瑛所说，模仿棋必胜一子，则是不正确的。因为后走的一方，也有破模仿棋的方法。况且专事模仿，也就将围棋变成了枯燥无味的游戏，失去了其中艺术的魅力。如果《耕兰杂录》中的传说属实，则朱元璋虽然爱下棋，而棋艺水平却不高。

　　1.名禁实倡，继续发展

　　在下棋的问题上，朱元璋也有严酷的一面，据明周漫士《金陵琐事》载：

　　明太祖造逍遥楼，见人博弈者、养禽鸟者、游手游食者，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

　　惩罚的方法。非常理可以忖度。又据顾启元《客座赘语》载：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

　　明初，在多年战乱以后，需要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因而朱元璋痛恨游手游食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把下棋这样正当的娱乐活动也加以禁止，甚至施行苛刻的惩罚，不免是极为过火的作法。明末董含对此评论说：“明初立法之酷，何以至此，几乎桀纣矣！”

　　看来朱元璋虽然自己喜欢下棋，也不反对皇室、官吏、士人下棋，但却反对百姓和军人下棋。这就是封建统治者不能出以公心的一种表现。在他们眼里，平民百姓只是一些能干活的机器，不必有娱乐活动。你要娱乐，他就说你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甚至明令禁止、予以严惩。但是，朱元璋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作法，并未取得什么显著的效果。明朝的围棋照样蓬勃发展，不仅在官僚、士人中间，既使在城市市民阶层中，也得到广泛的普及。

　　明初的国手相礼和楼得达，二人都曾受到皇帝的礼遇。

　　相礼，宁子先，华亭人。滑稽多智略，能诗善画，谈论纵横不穷，尤精于弈，当世无敌。洪武中，相礼被召至京师，厚赐遣还。诚意伯刘基还曾为文赠之。相礼在京期间，燕王朱棣曾与之对弈，并赐给他“龙弈具”等物。

　　楼得达比相礼成名要晚一些，但后来居上，曾多次战胜相礼。据明陆深《玉堂漫笔》载：

　　国初，书法以詹孟举希原为第一，弈棋以江阴相子先为国手。奉化胡廷铉，与孟举同书千字文，太祖以廷铉书法过于孟举，令书皇陵碑。鄞人楼得达亦屡胜子先，得赐冠带。都南濠亦记一僧屡胜子先云。

　　从这一段记载看，明初朱元璋对围棋、书法这样的传统艺术，给予充分重视。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在高手之间进行比赛或比较，以分出优劣高下。这种作法本身即含有倡导的意思。

　　关于楼得达弈胜相礼，得赐冠带一事，清《宁波府志》有较详地记载：

　　楼得达，性尚闲雅，博于文艺，于弈称专门。永乐初，驿召至京，偕江阴相子先入觐。子先自谓天下无敌手，视得达蔑如也。上命二人对弈，顾中官密取纸画冠带置局下。得达弈屡胜，启视之，遂命吏部给冠带。

　　楼得达是初次入京，相礼则是二次入京了。楼、相二人都属于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人物，他们多才多艺，但还不是靠下棋为生的职业棋手，只是他们于围棋有较深的造诣，声名远播京师，为最高统治者所知，所以才将他们千里迢迢召进京进行比赛，并赐以冠带以示恩宠。这对倡导围棋艺术，提高棋手的社会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官僚士绅阶层也引起深刻反响，促进了全国围棋活动的开展。明初以后，一时缙绅纷纷效尤，争相招致名手弈棋，成为朝野的一种时尚。

　　考察明朝民间围棋的发展状况，有三点特殊情况需要首先加以考虑。一、史料中有关民间围棋的记载绝少，不独明朝如此，历代都一样。这是因为一般史家比较忽视围棋的情况，某些有志于围棋的史家如王世贞、冯元仲等人虽然撰著围棋史，但也只注力于国手名流，无暇顾及民间的围棋。二、明代的统治者曾几次禁止包括棋类在内的文娱活动在民间开展。除前述洪武年间，朱元璋两次禁止下棋以外，天启五年，熹宗朱由校又下圣旨：禁止打流星、击鼓、踢球等民间娱乐活动，严令波及之下，围棋也不能不受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统治者对民间文化娱乐活动的态度是严厉的。逐步衰落的明朝统治者一贯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文化方面禁锢极严，形同苛政。不但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人为的束缚，老百姓的身心发展也受到严重的阻碍。禁止平民百姓下棋，无疑是明朝统治者愚民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对人性的剥夺和摧残，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三、明代中期，象棋在民间大为盛行。唐寅《谱双·书后》云：“今樗蒲、弹棋俱格废不传，打马，七国棋、汉官仪、五木等戏，其法俱在，时亦不尚。独象棋双陆盛行。”如前所述，明中期围棋在士大夫阶层相当兴盛，象棋虽然也在士大夫阶层流行，但比起围棋，则不免小巫见大巫。唐寅所云“独象棋双陆盛行”，显然是综合社会各阶层中象棋流行的状况所作的判断。这里民间象棋的流行要占较大的比例。象棋棋具简单便于携带，变化少便于思维，形象具体便于理解。杨慎《升庵全集》说：“今之象棋，芸夫牧竖，俄倾可解。”因之象棋在文化素养相对较低的民间大受欢迎而迅速普及。“弈贵象贱”在明代士大夫中似乎是一种定论，这是因为围棋、象棋既有难易之不同，也就因文化水平的高低而区分出爱好的不同。自然，象棋在民间盛行，势必对围棋的普及产生不利的影响。

　　只要了解以上三点情况，就会对明代民间围棋的发展有比较清晰地认识。

　　围棋发展到明代，毕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传统爱好。尽管明初的统治者严禁下棋，但要在民间割断这种爱好也是不可能的。平民百姓下围棋应是民间常见的现象，只是不如象棋那么兴旺罢了。

　　有关明代民间围棋活动的史料仅只一鳞半瓜，似乎还不如宋代的史料多。如果要举例的话，可以举沈周日常下棋的一些情况。如前所述，沈周常步出街坊，与“粗俚下人”对弈。这里的“粗俚下人”系指城镇中的劳作平民。又谢肇淛《文波披沙》中有云：“予有小童顽黠，每与宾朋博弈，则通宵侍立，遇开卷观书，辄遁去。”这里说的是童仆受主人的影响，虽不喜读书，却喜欢围棋。由此可以看出，士大夫阶层中盛行围棋，自会对平民百姓产生相当影响。

　　如果仅从史料中的记载去判断明代民间围棋的状况，不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幸好明代的小说中，对民间的围棋活动有较多的描述，使我们可以正确地认识明代民间围棋的发展。

　　明代小说中较有史料价值的是《金瓶梅》，书中所描写的城市市民阶层的围棋活动，在前面已作介绍。从这些描写分析，明代城市市民阶层的围棋活动十分活跃。市民阶层中的各类人物，如亦官亦商的西门庆、他的众侍妾、家里的仆妇、丫环，以及社会上的妓女和市井帮闲都十分喜爱围棋，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文娱活动。结合明中期围棋无比兴盛的情况，可以说市民阶层中的围棋活动有很大发展，完全适应了整个社会围棋发展的状况。在此基础之上，也产生了象黄旦那样的民间围棋高手。据清《登州府志》载：

　　黄旦者，登州文登县村民也。未尝学弈，自幼即能之。既长，挟技行游，遂称国手。

　　黄旦的事迹不详，大约是明代民间出现的唯一高手。他的经历与“小道士一着饶天下”里的国能，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或许能够说明，凌濛初写“小道士一着饶天下”时，是根据生活中的原型进行加工创造的。从黄旦的经历，我们还可以了解明代农村中围棋的些微情况。

　　2.高手辈出，呈现流派

　　明中期以前，朝臣中屡有围棋高手出现。这是从明初到明中期，几朝皇帝都喜好围棋的必然结果。例如英宗天顺年间，通政司知事朱熊以善弈著称。孝宗时，又山现了一个赵九成，弈称国手。他的仕宦道路很不一般，科举不成，又改习棋艺，终于获得最高统治者的赏识。据清《宁波府志》载：

　　赵九成初为郡学诸生时，有学师过督门人，故太早升堂，厉楚夏之威，击蒙不堪，群生哗然。一日，或有秽其公座者，九成素滑稽寡检束，师意九成为之，遂阴中之督学，见黜。九成被诬去，以棋游京师，尽一时棋士对局皆屈。孝宗御燕殿，召九成试之，果压流辈，所行算多出古棋谱外。上曰：“真国手也！”命官鸿胪，序班供御……

　　赵九成大约是一个恃才傲物、不拘小节的人，因而遭到学师的忌恨，而被开除“学籍”。但是，有才能的人机会总是多一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以棋游京师，打败许多棋士，终于惊动了明孝宗朱祐樘，依然能够“命官鸿胪、序班供御”。

　　明朝廷中并无棋待诏这样的官职，但九成的职责显然与唐、宋棋待诏的性质相同，即专门侍奉天子下棋。鸿胪这种官职专掌朝贺庆吊之赞导相礼，序班乃是鸿胪寺的职官。九成作为鸿胪序班，品位虽然不高，但能经常接近皇帝。这种因棋授官乃是一种特殊的恩典，对于不第士子和社会上的棋手，无疑也是一个刺激。因为这也是一条仕宦之途，自然也会在他们心中燃起希望。

　　从九成“所行算多出古棋谱外”，可知他在棋艺上很有创新。是自明初相礼、楼得达之后的又一位国手。

　　正德年间，活跃在京师棋坛上的著名国手是范洪。正德与弘治相去不远，但史料中不见范洪与赵九成对局的记载，原因不详。

　　据清《宁波府志》载：

　　范洪，字元博，别号“全痴”。世居鄞城之南，生而颖异，赋性清介。幼习举子业，数奇不偶，遂有高世之志。弈棋以自娱，于是挟技游京师。时李公东阳、杨公一清、乔公宇当朝，每延致对局，备极欢洽，而洪亦不为脂韦，故见礼益甚。其与人弈，常随其人高下，不求大胜，然终不一挫衂，遂名国手。时人以金忠卜，袁拱相、吕纪画、范洪棋，为四绝云。

　　范洪在举业方面“数奇不偶”，遂转向围棋发展，经历与赵九成有类似的地方，所谓“不为脂韦”，就是对达官贵人不阿谀奉承，因此李东阳等人也见礼益甚。大抵棋手的人品如何，也是衡量他是否能受人尊重的一个标准，对于国手来说，只是技艺高超，而人品低下，则难免为人所诟病。范洪为李东阳等人所推重并不是偶然的，他的技艺加人品都可以作为棋手的楷模。

　　范洪之后，全国名手辈出，分为三人流派，鼎足而立，各擅胜场，表明当时国内棋坛异常兴旺。

　　永嘉派的代表人物有鲍一中、李冲、周源、徐希圣。

　　新安派的代表人物有汪曙、程汝亮、方子谦。

　　京师派的代表人物有颜曙、李釜（字时养）。

　　王世贞《宛委余编·弈旨》中，曾述及三派源流及其中一些棋手的技艺特点：

　　（范）洪之后，永嘉鲍一中重，鲍生晚，不及与洪角，而格胜之。文襄呼鲍小友，为延誉江淮间。而其郡李冲晚出，遂与雁行。周源又晚出于李，徐希圣又晚出于周，惜早死，皆骎骎角鲍者也，此所谓永嘉派也。

　　婺源汪曙不及鲍者一子，程汝亮晚出胜之，而亦早死，此所谓徽派也。

　　颜伦善决局，不差一道，足迹遍天下，无能当者，而李釜时养晚出，遂与之角，伦获名，不复肯应，乃游吴中，此所谓京师派也。

　　……始，永嘉守修郡志，志伎艺曰：鲍一中弈品第一，李冲次之。冲意不乐，遂罢不复志。而最后冲且老矣，与时养战大败，数避匿。程汝亮之遇时养，一再北，遂为劲敌云。后所睹颜伦子明，最后乃睹李与程，劲为忘寝食者救矣。

　　譬之用兵，鲍如淮阴侯有博沙之巧，李则武安君横压卵之威，颜则孙吴挟必胜之算，程则诸葛修不破之法。虽奇正时出，攻守异势，要之皆称善师者矣。……

　　从王世贞叙述可以判断，所谓永嘉、新安、京师三派，主要是以地域划分的，与棋艺风格上的异同没有什么关系。大抵同一地区接连出现高手，嘤嘤相求，连络成势。其它一些地区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时人遂用地区的名称，将他们分为几派。即以京师派为例，李釜“则武安君横压卵之威”，颜伦“则孙吴挟必胜之策”，棋艺风格显然是不同的：李釜擅长力战，颜伦则非常稳健。大凡高手的技艺都有独到的地方，否则也很难取得杰出的成就。因此某一地区先后出现的几位高手风格相类，是不太可能的。

　　由于当时高手众多，彼此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不但一派的棋手同室操戈，派与派之间的棋手也常兴问罪之师。如京师派的李釜与同派的颜伦角逐，颜伦恐损威名，遂游吴中。李釜还曾向永嘉派的李冲、新安派的程汝亮挑战，李冲大败，数避匿。国手正是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产生的。

　　这一时期全国的棋坛上，形成了战国争雄的局面。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稳执棋坛牛耳，领袖群伦。如鲍一中、颜伦、李釜、程汝亮等都可膺国手之列。这些人精湛的棋艺名满天下，对自己的声誉十分看重。正如王世贞所述，当时“永嘉守修郡志，志伎艺曰：鲍一中弈品第一，李冲次之。冲意不乐，遂罢不复志”。李冲的意见，可以左右郡志的修录，可见其在当地影响之大。王世贞曾将李釜比之李广、程汝亮比之程不识，而程汝亮“犹未肯色受也”。总之，这几位国手都很自负，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自负，乃是社会使然，即社会对围棋艺术的推崇。

　　3.围棋史和棋谱撰著

　　明代的围棋史著作，主要有王世贞《弈旨》、《弈问》，冯元仲《弈旦评》、《弈难》。此外，还有王穉登《弈史》一卷，历述古来弈品叙次，甚为简洁。其末附辨论一则，驳诸书附会神奇之说，亦颇中理。

　　有关我国围棋史方面的论述，明代以前还不见有人系统写过。宋朝范仲淹虽立志云：“吾当著棋史。”但大约也未能动笔。王世贞等人立志于围棋史著述，是明代围棋热潮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些著作从围棋起源一直写到明朝，其特点是将历代围棋代表人物依次串连，并作精要评论，但评论的重点则放在明朝。虽然写得都很简略，但也大致勾勒出我同围棋两千余年的概貌。

　　（1）王世贞《弈旨》、《弈问》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明代著名文学家。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邢部尚书。与李攀龙、谢榛等人倡导文学复古运动，史称“后七子”。

　　王世贞活动的年代，正棋坛无比兴旺，永嘉、新安、京师三派鼎立，群雄纷争之际。王世贞既好围棋，曾亲睹国手颜伦对弈，又与新安派程汝亮、京师派李釜（时养）交好。世贞经常与李釜讨论有关围棋的问题，纵谈古今的高手及当时三派棋手的特点。《弈问·序》云：

　　余既与李时养论弈，归而臆数其人与品，手书贻之。乃其事有奇而未可据者，因再疏一通为《弈问》，俟后博考传记，毋妨再续也。

　　这里说的是他写《弈旨》、《弈问》的经过。《弈旨》有云：“吾请得为时养略言之……”，又云：“余因作《弈旨》，手书一通贻时养。”可见《弈旨》是为李釜而作。大约世贞与李釜论弈，受到启发或受李釜之托，归而写《弈旨》后因余兴未尽，又将“其事有奇而未可据者”，再写为《弈问》。

　　《弈旨》从“尧造围棋，丹朱善之”写起，叙述历代围棋兴衰及代表人物，虽简而约却包罗完备，以一千余言，即概括两千余年的围棋史，确是手笔不凡。其于明代叙述较详，尤其是正德、嘉靖年间，棋坛流派，特点以及各派棋手之变迁，皆有中肯的论述。世贞似乎对当时的国手十分折服，他将《弈旨》贻时养，“谓与颜而程四子者，不知于古何如，以当明第一品无愧也！”言外之意是说，今天与颜伦、程汝亮受四子的人，大约可以和古代高手相比肩，未免溢美之过甚。

　　《弈问》的内容，主要是对围棋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予以解答，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例如：顾师言三十三着胜日本国王子，世贞持怀疑态度。对僧一行所说“四语乘除，人人国手，”以及陆子静一悟河图数而胜国手等事，世贞认为是不可能的。围棋艺术有其独特性，其它学问虽可触类旁通，有所启发，但要达到国手的水平也是十分困难的。如若将各类事物的共性混为一谈，忽略各自的特性，认为精于数学就能成为国手，显然是错误的。对于南北朝时范宁儿胜王抗、宋时祝不疑胜刘仲甫，世贞认为不是胜在棋力上，而是胜在“有心”和“乘暇”等机会上，大抵是公允之论。又如王粲、陆琼“覆局”，历来被吹得神乎其神，世贞认为：这并不表明他们的棋高，只是善于记忆罢了。《弈问》最后云：

　　问：孟坚之有旨也，应璩之有势也。马融、曹攄、王粲、刘恢、蔡洪、梁宣之有赋也，李尤之有铭也，高品哉？曰：唯永嘉林生（林应龙）有集焉，而品第五也。此工于文者也，非与于品者也，问：吾子何如？曰：犹之乎数子而已矣。

　　在这里，世贞承认自己的棋艺水平不高，但认为写围棋著述不必非棋品高不可，即所谓“此工于文者也，非与于品者也”。世贞自许可与马融、王粲、应璩等人同列，意在表明自己著述围棋的志愿。以他文坛领袖的地位，又于围棋深有研究，要写棋史方面的著作，自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了。

　　（2）冯元仲《弈旦评》

　　冯元仲，号嫩民次牧氏，生卒，籍贯及事迹不详。《弈旦评》于明中后期国手写至林符卿，而未及过百龄，则《弈旦评》当写于符卿擅名而百龄未显之时。冯元仲曾与雍皞如、林符卿交往，大约也属于爱好围棋而工于文者之流。

　　王世贞《弈旨》曾“戏李（釜）以李广，程（汝亮）以程不识”，《弈旦评》对此似有微词，其序云：

　　……世有韩（信）、岳（飞）、程（不识）、李（广）、以目皮相，恐长诃之血雠哉，乃退而作《弈旦评》。

　　意思是说，以围棋艺术比拟战争兵法，以国手比拟战将，不免肤浅。大约冯元仲于王世贞《弈旨》不太满足，故又写《弈旦评》，实际是在《弈旨》的基础之上，重写一篇简明的围棋史。

　　考《弈旦评》的内容，开篇云：“凡制必原所始，不忘本也。今追尊陶唐氏、有虞氏为弈帝……”，则比《弈旨》“尧造围棋”，在时间上有所推前；其叙明朝棋坛变迁，写至雍皞如、苏具瞻、林符卿，则比《弈旨》只写到永嘉、新安、京师三派，时间上又有所推后。但这只是就时间而论，也不免皮相。实际上，《弈旦评》比《弈旨》在内容和写法上有较大的突破。《弈旨》主要以各个时期的代表棋手为主线，串连在一起。《弈旦评》除代表棋手外，又增加了有关围棋方面的典型人物及典型事例，以及棋谱、诗赋、典故等等。从写围棋史的角度考虑，如果把围棋史只写成代表棋手的传记史，自然是不够的。欲概括一个时期或朝代围棋的发展，首先要阐明相应时期围棋总的情况，诸如普及与提高、棋坛变迁、影响围棋发展的各种因素、代表棋手对历史遗产的继承和创新等。因此，有关围棋的各个方面，包括各类典型人物及事例、棋谱、诗赋、小说、典故等都是围棋史的重要内容。忽略这些方面的研究和分析综合，只强调代表棋手，那就会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弈旦评》的优点是比较全面地叙述中国围棋的演变，比《弈旨》更为内容丰富而脉络清晰。

　　《弈旦评》的另一个优点，表现在作者评价有关围棋的历史人物，敢于直抒己见。凡因下棋而牵涉到名利地位，一概斥以为非。文中有如下的评述：

　　乃若不韵，则王司空与子争道，担夫也。沈之才弄经被决，絫囚也。黄鲁直誓黔江，乡愿也。荆公不如且已，羸师也。崔慰祖辞拙，宿滑也。谢弘微投局于地、古弼捽刘树头、司马行酒曳遐，钝汉也。

　　乃若宵人者流，则羊毛保补郡，弄臣也。王叔文待东宫，妇寺也。陈遂偿博，僮仆也。候算路如安重霸，贾竖也。乱局如陈保，守钱虏也。伪输如李道古、故拙如孔熙光、不死不生如贾元，唼佞子也。

　　乃若五禁者管子、投具者陶荆州、迷风者贾谊、见智者淮南、旷日者韦曜、役心者李畋、惜寸阴者王隐之、不解著棋担粪者林和靖，非撮粪则朽人，非白丁则吠夜犬也，是皆俗物，来败人意者也。

　　冯元仲的这一段评论，或正确、或偏激，其主旨是把围棋推崇到很高的地位。但是，将陶侃、韦曜、王隐之那样提倡不以棋废日，以及林和靖那样不解下棋的人，一概斥为“俗物”，多少有一点过份。

　　《弈旦评》后附有《弈难》，“设为问答而寓言焉，如客难、宾戏、乌有、亡是类也”。内容大抵是作者对于弈棋的一些心得体会。

　　明代传世的棋谱较多。社会上围棋盛行，爱好者众多，对棋谱的需求大增。明代的棋家和一些爱好围棋的文人也重视棋谱的撰辑，重要的作品遂接连问世。比较著名的作品有过百龄《官子谱》、《三子谱》、《四子谱》，还有《适情录》、《石室仙机》、《弈正》、《弈志》、《弈薮》、《仙机武库》等。过百龄的作品和《适情录》，前面已陆续介绍，以下只略述其它著名的棋谱。

　　（1）《石室仙机》

　　《石室仙机》五卷，许谷编辑，约成书于正德、嘉靖年间。

　　许谷字仲诒，号石城居士，上元人，嘉靖十四年乙未京试会元。据王应奎《柳南续笔》云：

　　前辈中式有所谓元灯者，一脉相传，明眼辄能预定。闻唐荆川家居，薛方山上公车来别，荆川曰：“意君当作会元，但南京有许仲诒者，曾以窗艺来相证，君往须防其出一头地也。”及榜发，许果得元，方山第二。

　　可见许谷会试前，应制文已负盛名。许谷中会元后，曾任户部主事、南尚宝司卿。他在《石室仙机》序中说：“于修德辑文之暇闲，展楸枰，结高贤，以消余晷，亦可开拓性灵，遣谢尘俗。”无疑是围棋爱好者。但他又自谦说：“余不能弈。”意思是自己的棋艺水平不高。尽管如此，徐谷广搜前代遗谱，择录成书，于明代围棋作出很大贡献。

　　《石室仙机》是一部综合性棋谱，比较完整地收集了明代以前的围棋文献资料。内容包括历代诸家围棋赋文诀要、全局谱、受子谱以及各种开局、死活棋势。唯所选各局及图例，均未注明出处，也无评注，徐谷只是做了搜集编录的工作，限于水平，难以逐一校定核正。即以书中所载残局为例，其中瑕瑜互见，斑驳不纯，使人难免美中不足之叹。

　　（2）《弈正》

　　《弈正》四卷，雍皞如著。

　　皞如名熙世，号穆野，万历年间著名国手，以官子细腻见称。据《弈正》跋：皞如万历癸丑年三十岁，照此推算，他当生于1583年。

　　《弈正》全书分起手、满局、侵分、残局等部分。该书比明代其它棋谱有显著的进步，对“起手”的每种变化，进行了存优去芜的选汰工作。每变只选三、四式，其余均淘汰不录。这是皡如针对当时的棋谱内容杂芜、不切实用的缺点，有意识采取的步骤。皞如是著名棋家，故能从实战出发，将历代流传的“起手式”（类似定式）删繁就简，择取精华，结果《弈正》大受围棋爱好者的欢迎。相传书成之后，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万历年间最有影响的棋谱之一。

　　（3）《弈薮》

　　《弈薮》，苏之轼著。

　　之轼，字具瞻，明中后期著名棋子，以熟势见长，当时“海内遍有小苏之名”。

　　《弈薮》分礼、乐、射、御、书、数六卷。首卷载有社会知名人士题写的诗、文、序，时间从神宗万历至熹宗天启不等。可知从成书到付梓印行，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其时苏具瞻已入老年。

　　《弈薮》从第二卷起分为起手、全局、满局、侵分、残局等五部分。其中包括苏具瞻与同时高手角逐的若干对局，对于了解万历年间的棋艺水平，有相当参考价值。

　　（4）《仙机武库》

　　《仙机武库》八集，陆玄宇父子辑，名手朱玉亭、过百龄删削。成书于崇祯二年（1629）。

　　全书以金、石、丝、管、匏、土、革、木八字分集。书前有董中行序，略谓：“笔削主裁，百龄实执牛耳，残局之翻新增变，尤百龄呕心极苦者也。”从成书过程看，先由陆玄宇父子长期收集资料编成，所谓“积百年苦心，参以生平……所遇，集成今集。”但内容庞杂，“于中不无庸冗”，后经朱玉亭、过百龄等人悉心整理，“删其沓出”而定稿成书。因此，这部棋谱应视为集体合作的产物。

　　《仙机武库》是一部大型综合性围棋谱集，主要收集了明代名手对局，以及明人对棋艺的研究成果。其中如程白水遗局、苏具瞻《弈薮》、朱玉亭《手谭选要》等，皆世所罕见，赖此书以存其概。书中残局部分，乃过百龄心力所萃，有不少发人深省的创作。是研究明代棋艺的珍贵资料。

　　《仙机武库》在明、清之交深受广大围棋爱好者的重视，也是迄今流传最广的明代棋谱，这是和过百龄在棋界享有的巨大声誉分不开的。

　　（5）《弈志》

　　《弈志》，汪贞度辑。

　　贞度字本一，安徽休宁人。少时即聪颖过人，九岁入太学，十余岁工围棋，才学为时人所重。二十岁后进入政界，宦途一帆风顺。明末政局风雨飘摇，贞度曾捐献大量家资，以图挽救国事，但终于无补于明王朝的倾覆。

　　《弈志》初版于万历末年，可知是贞度青年时期的作品。清初顺治年间，贞度的儿子汪显熏又将该书重新整理，分为全局、变局、残局几部分付梓印行，遂使乃父的名字随《弈志》而传诸后世。

　　我国的棋谱历史悠久。明代以前的棋谱，如《忘忧清乐集》、《玄玄棋经》等，大都带有综合的性质，一般包括理论、常套、全局、侵分、死活等几个部分。可谓兼收并蓄，一部棋谱就是一本比较全面的围棋教科书。

　　明代的棋谱，在编写体例上，仍旧仿照前代的规制。其中虽然也不乏颇具影响的作品，但也有一部分棋谱往往辗转抄袭，内容重复冗杂，缺少新意和创见。这种情况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一、明代的棋家和文人十分重视棋谱的撰辑，因而问世的棋谱很多。撰辑者为自身的棋艺水平和思想水平所限，良莠不齐。有些人只满足于搜集资料，蹈袭前人的成说，不及校定鉴别，结果难免使作品流于一般化。二、明代的棋艺水平虽然较前代有很大发展，但是，仍旧沿袭传统“势子”布局的成规。因此这种发展只是在“势子”布局的范围之内，向精细的方向前进，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表现在棋谱上，也就必然是缺少新意和创见。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明末变得尖锐起来，是由于相应时期，日本的围棋取得突飞猛进地发展。日本彻底摈弃了中国的“势子”布局，从整体上开辟了围棋艺术变革的新天地。尽管明代的围棋高手仍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之中，但从今天的角度去考虑，“势子”布局已成为阻碍围棋发展的绊脚石。

　　4.围棋繁荣与文艺作品

　　明代围棋的繁荣，促使大量文人将围棋写入他们的作品。以下从诗文、绘画、戏剧三方面，略谈其中有关围棋的情况。

　　明朝的围棋诗很多，围棋已成为诗人吟咏的重要题材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诗人根据历史上有关围棋的典故、传说、遗迹进行创作，以抒发自己对围棋的热爱。如“王质烂柯”、“四皓弈棋”、“谢安赌墅”等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是诗人们最喜爱的题材。较为著名的有高启《观弈图》：

　　错向山中立看棋，家人日暮待薪炊。如何一局成千载，应是仙翁下子迟。

　　高启字季迪，号青丘子，明初著名诗人。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擢户部侍郎，后坐法死。这首诗即是题咏“王质烂柯”的传说。再如李贽《初住招隐堂》：

　　初夏日迟迟，东山一局棋。谢玄临阵战，赌墅决便宜。谁识清谈客，能当百万诗？世儒多不晓，君子有余思。

　　李贽（1527—1602），号卓吾，晋江人。曾任云南姚安知府，后从事讲学著述，反对封建礼教。是明朝著名的持有“异端”的思想家。他这首诗即是题咏”谢安赌墅”的故事。

　　这一类诗，从围棋史的角度考虑，史料价值不大。而另有一类诗，专门描写下棋或看棋，以及明代的棋人棋事，较有史料价值，对于研究当时的围棋活动，可供参考。

　　这一类围棋诗中，比较著名的有前面已谈到的吴承恩前后《围棋歌》、后面将要谈到的钱谦益《观棋绝句》等。这些诗保存了许多明代棋人活动的材料，可供增补棋史之用。我们这里不再赘述。只挑选其它一些较为典型的诗作，以飨读者。如叶颙《围棋》：

　　围棋白日静，举袂清风吹。神机众未识，妙着时出奇，我老天宇内、白雪凝须眉。

　　坐阅几输羸，历观迭兴衰。古今豪杰辈，谋略正类棋。局终一大笑，惊起山云飞。

　　叶颙字景南，元末明初金华人。元末隐居不出，明洪武中举进士，官行人司副。后免官家居。这首诗系叶颙晚年之作，大约是他免官家居时所作。围棋不仅能充实诗人隐居的生活，而且能从中体会古今兴衰的道理，“局终一大笑，惊起山云飞”，真可谓乐在其中。再如刘铉《戏友人与女客对弈》：

　　石榴花下薄罗衣，睡起却寻棋，未省高低，被伊春笋，拈了白玻璃。

　　钏脱钗斜浑不省，意重子声迟。对面痴心，只愁收局，肠断欲输时。

　　刘铉字宗器，江苏长洲人。永乐中举顺天乡试，景帝立，迁国子祭酒，累官至少詹事。这首词刻画灵动，情趣盎然，表现了明代妇女围棋的一些情景。其中“钏脱钗斜浑不省，意重子声迟”，形容女客专心棋局，以至忘记自己的装饰，尤为传神之笔。又如王誉昌《崇祯宫词》：

　　奁分一局两相当，坐隐还教共御床。自分身如玉棋子，要将冷曖问君王。

　　注：《宣帝记》：日本国圆玉棋子，冬则暖，夏则冷。田贵妃每与帝弈，辄负二子，未尽其技也。

　　王誉昌，字露湑，明末清初常熟人。诸生，熟知明末崇祯宫廷内府轶事。尝著《崇祯宫词》一百八十六首。上面这首诗即题咏崇祯帝与田贵妃弈棋的故事，颇有史料价值。从注文看，田贵妃的棋艺要比崇祯高，但她有意相让，故每弈辄输二子。

　　绘画方面，明代留下的围棋画很多。许多著名画家自己就是围棋爱好者，因此常将围棋作为他们创作的素材。如沈周、周臣、仇英、徐渭等都有围棋画传世。沈周及其所绘《观弈图》，前面已有介绍。现略叙周臣等人的情况。

　　周臣，字舜卿，号东村，江苏苏州人。山水画名家，工诗善弈，绘有《松窗对弈图》、《四皓弈棋图》等。

　　仇英，字实夫，号十洲，太仓人。出身工匠，擅长仕女人物画。仇英的围棋画最多，如《汉宫春晓》、《园林清课图》，《西园雅集》、《十八学士登瀛州图》等，其中都有表现围棋活动的内容。

　　徐渭，字文长，号天池，又号青藤，浙江山阴人。明写意派杰出画家，绘有围棋画多幅为世称道，也写有一些围棋诗，表明他十分热爱围棋艺术。不仅如此，徐渭还创作了杂剧《四声猿》，受到汤显祖等人的推重。徐渭是多才多艺的的人，但一生潦倒，八次乡试都未考中，灰心功名。四十岁左右，在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胡宗宪幕中任事。参与过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在军中，徐渭常弈棋遣兴，一日，方与胡宗宪对局，忽传戚继光在福建连破倭寇，《宴游烂柯山》云：

　　万山松柏绕旌旗，少保南征暂驻师。接得羽书知贼破，烂柯山下正围棋。

　　从明代围棋画的内容看，有表现现实题材如沈周《观弈图》，也有表现历史题材如周臣《四皓弈棋图》，但主旨都在表现士大夫“手谈”、“坐隐”的雅兴和意趣’，精神方面是相通的。仇英、唐寅、沈周、文征明皆以善画而称“明四家”，其中仇英，唐寅曾从周臣学画，文征明也曾从沈周学画。俗话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明四家”半师半友，又都爱好围棋，岂是偶然？使他们聚到一起而焕发盖世才华，除共同志趣外，围棋大约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戏剧方面，表现围棋活动的著名戏剧有张凤翼《红拂记·棋决雌雄》、凌濛初《虬髯翁》、郑若庸《玉平心而论玦记·博弈》、高濂《玉簪记·弈棋挑逗》等，《红拂记》、《虬髯翁》皆取材于唐传奇小说《虬髯客传》，其中虬髯客与道士弈棋，李世民观战的情节为人所熟知。高濂《玉簪记》叙述潘必正与陈妙常恋爱故事，其中第十出“弈棋挑逗”写朝官张于湖宿女贞观，与陈妙常弈棋题扇，有心结交却遭拒绝。于围棋较有史料价值的是郑若庸《玉玦记·博弈》。

　　郑若庸，字中伯，号虚舟，明昆山人。诗名天下，无意功名，隐居支硎山。严嵩父子请见，不往，年80余卒。《玉玦记》全剧三十六出，第三出“博弈”描写临安城中两个帮闲无赖，以博弈为名，哄骗财主银钱的情形，所谓“博弈”，从剧情看，计有围棋、象棋、双陆、骰子、都是宋、明时期，城市各阶层人士喜爱的游戏。剧中的帮闲无赖，历代都有，但在宋、明时期，已成为城市中的一种职业。南宋时呼为“闲人”，明时叫做“帮闲”。这类人没有正当的职业，专在官僚士绅家走动，帮忙凑趣。无所不为，借机骗些钱财过活。《玉玦记》虽然表现南宋时的故事，但若与《金瓶梅》对照，对城市帮闲的描写，非常吻合，故也可看作是对明代城市生活的某些反映。

　　5.著名国手

　　除本章已介绍的明初国手相礼与楼得达、御前试弈赵九成和明中后期国手外，还有几位影响较大的国手：

　　（1）国手范洪挟技游京师

　　正德年间，活跃在京师棋坛上的著名国手是范洪。正德与弘治相去不远，但史料中不见范洪与赵九成对局的记载，原因不详。

　　据清《宁波府志》载：

　　范洪，字元博，别号“全痴”。世居鄞城之南，生而颖异，赋性清介。幼习举子业，数奇不偶，遂有高世之志。弈棋以自娱，于是挟技游京师。时李公东阳、杨公一清、乔公宇当朝，每延致对局，备极欢洽，而洪亦不为脂韦，故见礼益甚。其与人弈，常随其人高下，不求大胜，然终不一挫衂，遂名国手。时人以金忠卜、袁珙相、吕纪画、范洪棋，为四绝云。

　　正德年间，台阁重臣李东阳、杨一清、乔宇等三人深嗜围棋，技艺不凡，时有“士大夫之冠军”的称誉。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天顺年间进士，明孝宗时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工诗文，是“茶陵派”之首领，明中期复古运动的先驱。杨一清（1454—1530），字应宁，镇江丹徒人。成化年间进士，正德时任吏部尚书，嘉靖初加华盖殿大学士，为朝廷之首辅。乔宇，字希大，乐平人。成化间进士，武宗时任南京兵部尚书，后加少保，嘉靖初任吏部尚书。李东阳等三人官居宰揆之地，棋艺也属于业余高手，经他们身体力行的倡导，朝臣中弈风大炽，并经常比赛较量技艺，所以这三人才有冠军之称。李东阳等三人都和当时的国手范洪有过棋艺交往。“每延致对局，备极欢洽”。杨一清还与永嘉派著名棋手鲍一中交好，称鲍一中为“小友”。这是因棋艺而引为同调，遂结为忘年之交。

　　宰臣与棋手交好，说明棋手的社会地位已大大提高。明朝的国手与唐、宋相比，身份有所不同。唐、宋的国手大都在翰林院任棋待诏，大小是朝廷命官。明朝的国手几乎全是布衣，赵九成因棋授官只是一个例外。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本不太高，李东阳等宰臣肯屈身下交，无疑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从明中期乃至明末，名公巨绅无不以与著名棋手相交为荣，平常士绅人家也常延致著名棋手到家教棋，一时形成风气。可以说，在当时士大夫眼里，著名国手与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一样，同属于社会名流的范围之内。

　　范洪在举业方面“数奇不偶”，遂转向围棋发展，经历与赵九成有类似的地方，所谓“不为脂韦”，就是对达官贵人不阿谀奉承，因此李东阳等人也见礼益甚。大抵棋手的人品如何，也是衡量他是否能受人尊重的一个标准，对于国手来说，只是技艺高超，而人品低下，则难免为人所诟病。范洪为李东阳等人所推重并不是偶然的，他的技艺和人品都可以作为棋手的楷模。

　　（2）岑乾浪迹京师，诸名公争延之

　　王世贞《弈旨》，在叙述永嘉等三派高手之后，又说：“今后进中，闽有陈生、蔡生，越有岑生，扬有方生鼎立。而蔡与岑尤张甚，皆未可量也。”

　　岑生即指岑乾。有关他的事迹，清《绍兴府志》略有记载：

　　岑乾，余姚人。余姚自弘治以来，俗颇尚弈，童子中往往能布算。士大夫相聚，卒遽弈，多擅声于缙绅间。……（岑乾）童时尝从父游武林，或竟日他往，家人怪之，乾曰：“有群儿呼与弈。”自是顿异。后浪迹京师，诸名公争延之，弈名由此显。尝弈胜京师颜伦，伦近时称天下第一手也，然是时伦已衰老。而乾亦谓人曰：“与颜弈，必谢人事，养十日精力乃可。”乾驰名早，人谓之“小岑”，惜未及四十卒，未见其止。于是余姚又有邵甲者，中年弈陡进，日新月异，最后止让乾一道，乾甚忌之，先乾卒。

　　这一段记载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余姚自弘治以来，俗颇尚弈，童子中往往能布算”。说明当时由于下棋的风气很浓，少年儿童中也流行围棋。岑乾即是从小下棋。逐渐知名。但在京师、永嘉三派鼎立之际，岑乾还难以抗礼，故王世贞只称“越有岑生”，而不详名氏。但到颜伦衰老之时，岑乾来到京师，成为著名的国手。老的下去，新的上来，这是棋坛变迁最为常见的现象。一般地说，新老变换的频率越快，棋坛也就越发兴旺，棋艺水平也就发展得更加迅速。

　　（3）都城八绝——阎橘园棋绝

　　明嘉靖、隆庆年间，京城百巧骈集，争相高尚。技艺之微，往往造极工巧，有古今所无者。因有八绝之号，哪八绝呢？明沈榜《宛署杂记》记曰：李近楼琵琶、王国用吹箫、蒋鸣岐三弦、刘雄八角鼓、苏乐投壶、郭从敬踢毬、张京象棋、阎橘园围棋。从这八绝的内容看，集中在乐器演奏和棋艺、踢毬等文娱活动，说明在当时非常盛行。

　　关于阎橘园围棋，《宛署杂记》载曰：

　　……阎橘园围棋绝：阎讳子明，与人对局，布势十余着，即能预定输赢子若干。或棋穷日夜，令次第再布原局，无一遗忘者。

　　阎橘园的名字不见于《弈旨》《弈旦评》等棋史著作。有人怀疑阎橘园即京师派著名国手颜伦，其理由如下：

　　从阎橘园活动、成名的时间看，嘉靖至隆庆（1522—1573），正是京师、永嘉、新安三派方始兴盛的时候。京师派的颜伦比同派李釜成名早，与阎橘园活动时间相仿。

　　从姓名看，颜、阎读音相同，阎橘园讳子明，而颜伦也讳子明（见《弈旦评》）。

　　从棋艺特点看，阎橘园“与人对局，布势十余着，即能预定输赢子若干”，长于形势判断。而颜伦“善决局，不差一道”（见《弈旨》），也是长于形势判断。

　　若是两人，不当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故可判断阎橘园即是颜伦。颜伦，字子明，橘园或是他的号。《宛署杂记》记颜为阎，显系因字音相同而误记。

　　（4）方子振年十三天下无敌

　　明胡应麟《甲乙剩言》载曰：

　　人多言：方子振小时嗜弈，尝于月下见一老人，谓方曰：“孺子喜弈乎？诚喜，明当俟我唐昌观中。”明日方往，则老人已在。老人怒曰：“曾谓与长者期，而迟迟若此乎？当于诘朝更期于此。”方念之曰：“圮上老人意也。”方明日五鼓而往，观门未启，斜月犹在。老人俄翩然曳杖而来，曰：“孺子可与言弈矣。”因布局于地，与对四十八变，每变不过十余着耳。由是海内遂无敌者。余过清源，因觅方问此。方曰：“此好事者之言也。余年八龄，便喜对弈。时已从塾师受书，每余常课，必先了竟，且语师曰：‘今皆弟子余力，请以事弈。’塾师初亦惩挞禁之，后不复能禁。日于书案下置局布算。年至十三，天下遂无敌手。”此盖专艺入神，管夷吾所谓：“鬼神通之，而不必鬼神者也。”

　　方子振其人不见于王世贞《弈旨》和冯元仲《弈旦评》。但他自称十三岁已天下无敌，且他在世的时候，好事者就已经为他编造了传奇性故事，可知方子振在当时必相当著名。

　　有人疑方子振即《弈旦评》所载之新安派名手方子谦，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5）开关延敌，莫敢仰视——过百龄

　　过百龄（又作柏龄、伯龄），名文年，江苏无锡人．是明末清初享名最盛的国手。

　　传百龄为邑名家子，生而慧颖，好读书。十一岁时，见人弈则知虚实、先后、进击、退守之法。与人弈辄胜，于是闾党间无不奇百龄者。时有显宦叶向高，称二棋手（国手授二子），过无锡，求可与敌者，诸乡先生以百龄应召，至则尚童子也，叶公深奇之，及与弈竟为所败。诸乡先生耳语百龄曰：“叶公显者，若当佯负，何屡胜？”百龄艴然曰：“弈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耻焉。况叶公贤者也，岂以此罪童子耶！”叶公闻之，愈加器重，遂欲与俱北，以学未竟辞。

　　自是百龄名噪江南，遂益殚精于弈，不几年学成，认为自己“可以应当世矣”！会京师诸公卿闻其名，有以书邀至者，遂至京师。

　　时京师最擅名之国手是林符卿，老游公卿间，见百龄年少，意颇轻之。一日诸公卿会饮，符卿谓百龄说：“我与你同游京师，未尝一争道角技，即诸先生何所用我与你耶？今愿毕其所长，博诸先生欢。”诸公卿皆赞好，争出注约百缗。百龄固谢不敢，符卿益骄而强之。两人遂对弈，棋未半而符卿面颈发赤热，百龄信手而应，旁若无人。凡三战，符卿三北。诸公卿哗然曰：“林君向固称霸，今得过生，乃夺之矣！”复皆大笑。于是百龄以棋品第一名动京师。

　　当时天下多难，明王朝在女真人入侵和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下，已风雨飘摇。百龄不欲久留京师，遂归隐无锡。实际从未离开过围棋，也一直活跃在江南棋坛。朱茂曙《逢锡山过叟》云：

　　围棋第一品，知有过文年。相值三衢市，且停千里船。宁愁斧柯烂，不愿灯花偏。倚数本河洛，问君然不然。

　　朱茂曙，明末清初秀水人，明亡后归隐不仕。“性尤喜弈，晚鳏居，从善弈者游，时时寓意于弈”。这首诗记述他与过百龄相遇三衢（今浙江衢县），一起谈棋的情景。钱谦益有《京口观棋六绝句——为梁溪弈师过百龄作》，其一云：

　　国手今观袖手时，三山秋老鬓咸丝。明灯相照浑如梦，空局悠然未有期。

　　这两首诗反映了百龄晚年棋艺活动的某些情况。大抵明末清初之际，百龄以精湛的技艺和巨大的声望领袖棋坛，为世人所宗仰。

　　百龄的著述，世传有《官子谱》《三子谱》《四子谱》。其中《四子谱》流传既广，影响也深。全书分为五个类型：“镇神头”、“大压梁”、“倚盖”、“六四”、“七三”诸起手式。书中有一些理论叙述，乃是一代大师经验的总结，对后世的围棋爱好者，有很大教益。

　　综观百龄的一生，其技能虽较后起诸杰如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等稍逊一筹，但在明末清初，则为棋界影响最大之一代宗师。其著述孜孜辅导，继往开来；其人“驯雅有士行”，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百龄之谓也。

　　（6）江君甫因祸得福

　　江君甫的名字见于邓元鏸《国朝弈家姓名录》，不过也有题为“江君辅”的，名后有注云：“《虞初新志》引《柳轩丛谈》一则，载婺源江君辅弈事，意即君甫。”据清《婺源县志》载：

　　江用卿，字君甫，江湾人。时见对弈者，乐观之不厌。未数月，才布棋，即能预料局终胜负。乃挟策游吴、会、荆、粤，足迹几半天下，卒无有敌者。大学士芝岳何公、挹斋周公，皆晋接手谈。局中不知有相国，局外亦不自诧为相国客也，两公益相引重。左司马皖桐孙公赠以诗曰：“座上无非且无刺，酒中能涓亦能狂。”同时有释子号野雪者，亦以弈名天下，遇用卿犹稍逊。或谓：“用卿少游天台，遇异人授，故弈法不依傍故谱，奇创变幻，有神助云。”

　　江君甫显然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物，在与朝贵接触时，能保持自己应有的尊严，因而愈加受到敬重。但他处人处事似乎很容易受骗上当，大约是因为醉心于围棋艺术的天地里，对人世间的险恶不够用心的缘故。《清朝野史大观》中记载了他受骗上当的一件趣事，但也因祸得福，正应了过去人们常说的：吉人天相，冥冥中自有神灵保祐：

　　婺源江君辅（甫），幼工弈，称国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户，称江北某家延请角技，君辅袱被随之往。月余，抵中州某宦宅，其人先入内见某臣，诈云：“吾途穷，鬻吾子为归串。”既得金立契，复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别，请从后门去，免吾子牵衣惨状也。”宦信之，君辅方久坐堂上，讶无出肃客者。忽一鬅头婢肩水桶，目江，大声曰：“尔新来仆，速出汲！”江惊异，厉声争之。宦从内出，持券示曰：“尔父卖尔去，复何云？”江曰：“异哉，君数千里遣使迎我手谈，乃为此不经语乎，谁为吾父？”出所著弈谱，呈宦证之，宦大惊曰：“汝果能胜我，言即不缪。”甫对着，君辅连胜数局，宦爽然，深相礼貌。其地有国手，从无出其右。宦忽请对局，辅又连胜，宦大喜，待为上宾。盘桓数月，作书，叠荐好弈巨公处,获金数百归。

　　以前曾听老辈人训斥孩子愚笨说：“把你卖了还不知道呢！”常不理解其中的含意，比及读到江君甫受骗一事，才恍然失笑。世上真有这样的呆子，被人卖到几千里地以外，还朦然无知，兀自作什么手谈较艺的好梦！君甫诚然是福星高照，别人遇到类似的情况，结局如何就很难揣测了。

　　（7）弈中豪杰汪幼清

　　明末的国手，除过百龄外，尚有高兰泉、汪幼清等人，但他们的技艺和声望难与过百龄相匹敌，故事迹不显，史料中也没留下多少记载。汪幼清不仅棋下得好，而且能拉弓射箭，尚武有勇，可谓文武全才的传奇式人物。

　　幼清的棋艺也很奇特：

　　幼清沉雄精悍，绝伦逸群，每一遇敌，目光迸裂，透出方昇，间出奇制敌，横从背触，譬如骏马追风，饥膺洒血，推枰决胜，掷帽大呼，虽受其攫撇者，未尝不拍手叫绝也。

幼清的棋常因轻敌而有误，误后敛手精思，少焉出一奇着，如乱流而济，如斩关而出，马不及旋，敌不及距，自误而得救，自救而得胜。因此与幼清对弈的棋手都说：幼清的棋，不畏其不误，而畏其误。小误则小胜，大误则大胜。幼清尝与无锡高手张以贞对弈，一个角的棋为张截断。幼清精思妙法，瞪视移晷，缩退一着反接去，以贞愕眙，叹为神助。大抵幼清善用败局，由于性格的关系，初似不甚经意，一旦局势危殆，每能以妙着反败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