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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史话(五)清代围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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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5 18:28: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围棋史话

第五章清代围棋
 
   1.国手水平超前,棋艺整体发展
  回顾中国漫长的历史,围棋昌盛的时期曾一再出现,例如魏晋南北朝、唐朝、宋朝、明朝。其间虽然也几度出现退潮,但基本上是沿着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势头,健康地发展过来。而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以黄龙士,范西屏、施定庵等人的棋艺活动为中心,终于达到了巅峰状态。围棋艺术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之中,深入民心,这是它能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康熙、乾隆年间是清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时代。经济的发达,为围棋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乾隆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步步侵略,我国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围棋也随之一蹶不振。殆至清末,我国的围棋水平,与乾隆时期相比,从巅峰而一落千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国力的衰微给围棋带来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围棋艺术受到陈旧的“势子”布局的严重阻碍,而无法突破。
  清朝二百余年,是我国围棋发展的鼎盛时期,取得了前代所无法比拟的杰出成就。
  满(女真)族以落后的游牧民族,在明末的社会动乱中乘虚而入,建立了大清王朝。清王朝的统治阶级可以凭借刀枪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政权。但却无法凭借武力,推行自己落后的文化。恩格斯曾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历史表明,边陲落后民族,如满、蒙、鲜卑、辽、金等,在他们建国或入主中原以后,最终会被汉民族优秀先进的文化所征服。这种征服或同化,虽然往往带有被动的性质,但也是不可抵御的。清王朝定鼎以后,统治阶级所奉行的文化政策不可谓不严酷。从清初乃至清中期,朝廷曾颁布一系列政令,强行推行满族的习俗和文化,与此同时大兴“文字狱”,企图从文化思想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种恶劣的作法虽然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但从结果来说,收效甚微。汉族的先进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损失,依然沿着固有的规律而向前发展。
  清代围棋的发展是健康的,基本上没有受到统治阶级严酷文化政策的影响。这是因为围棋本身丝毫不带阶级属性,甚至连象棋那样的等级形式也没有,因而它可以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围棋在这方面所具备的优点,是它在清代那样严酷的文化环境中,得以顺利发展的关键。
  清代,围棋在士大夫阶层和民间广为普及。尤其在城市市民阶层中,较之明代,围棋活动更趋于兴旺。在士大夫阶层中,虽然还达不到家家“坐隐”、户户“手谈”的地步,然而案头置一枰棋局,与典籍、文房四宝并列,成为知识与身份的一种标志。无论男女老少,闲暇以围棋遣兴,已是官吏士绅家庭生活中极为普通的娱乐活动。这在清代的诗文、小说中有广泛地表现。一般地说,围棋在汉族士大夫中间,要比在满族士大夫中更为流行。这是因为两者在文化修养方面有一定的差异所致。
  在围棋广为普及的基础之上,清代接连出现了一些无愧于时代的国手。其中尤以黄龙士、范西屏,施定庵、周小松等人的成就最为杰出。与明代相似,清代著名国手各擅胜场的时间相对缩短,经常出现几名国手共主棋坛的局面。如果单从某一位大国手活动的时期看,在他的周围,不但有与他能够分庭抗礼的对手存在,而且还有一些实力比之稍弱的高手,此外还有众多水平已相当不错的棋手。由于大国手黄、范、施、周的技艺水平较之前代著名国手,已有实质性的提高,即使比他们实力稍弱的高手,比前代国手也毫无逊色。因此,清代的围棋水平,不仅是出现几个天才的问题,而是从整体上都比前代有较大的发展。
  从清末开始,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中日两国开始频繁的围棋交流。日本围棋新法从此引入中国,为中国围棋的变革,注入了新的生命。
  清初的围棋国手,有过百龄、汪幼波、盛大有、吴瑞徵、周懒予等人。其中过百龄、汪幼波、盛大有在明末已很著名,尤其是过百龄,以一代宗师的身份稳执棋坛牛耳,直到辞世。而吴瑞徵、周嫩予等则是清初才开始享名的人物。
  明末清初,北京为战火所纷扰,棋手们唯恐玉石俱焚,纷纷离去。因此顺治年间北京的棋坛已不复明代的兴旺景象。棋坛领袖过百龄南归后,活动于长江一带。钱谦益《京口观棋六绝句》,全为过百龄而作,表现了对这位大师的钦敬之情。可知江南棋坛因过百龄的到来,并未因清初的社会动荡趋于沉寂,仍旧十分活跃。这一时期汉族文人士大夫中,明代好弈的风气犹存,且喜与名手交往。学者名流如钱谦益、吴伟业、杜濬等人都积极参与棋艺活动,并有诗文记述棋人棋事。钱、吴皆是由明入清为官的人,所谓于大节有亏,然而怀旧的思绪却始终萦绕心头。吴伟业有《观棋诗》云:“闲向松窗覆旧图。当年国手未全无。南风不竞君知否?抉眼胥门看入吴。”即是以围棋而抒发宗社之痛的悲愤心情。“当年国手未全无”,既是写实,又是一种慨叹。在动乱之际,围棋国手并没有全部凋零,使中华绝艺得以绵延,是差堪告慰的事情。杜濬在明亡后,甘心贫淡,不肯出仕,自云不愿做“两截人”,气节是有的。然而国破家亡,何以“苟全”?杜濬除作诗外就是下棋,人称嗜棋如命。不想弈名远播,江南棋客不时慕名求教。清初的棋坛,由于文士名流的积极参与,大为增色。
  从所遗棋谱看,盛大有、吴瑞徵等人的技艺水平,尚处于提高的阶段,未见有大精彩处,故难与过百龄等量齐观。但盛大有享寿独高,过百龄等去世后,大有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前辈国手。康熙中期,以七十高龄尚与年轻翘楚黄龙士对垒角逐,受到世人的普遍尊敬。吴瑞徵曾参加修订《官子谱》,对于死活和收官的研究,做出过很大贡献。
  清初的国手中,在棋艺方面较有成就的是周懒予。懒予名嘉锡,浙江嘉兴人。从小喜爱围棋,由于家中贫穷,祖父母、父母先是督使读书,后又督使经商。但懒予皆不愿意,常偷偷出去与人下棋,禁之不可。年十四、五,棋艺愈工,与人赌彩屡获胜,夜则将赢钱累累负回,父母见了高兴,也就不再禁他下棋。
  后来懒予遂以弈遨游郡邑,时百龄负天下第一手之誉,懒予不为下,屡与对局,胜多负少,一举成名。一日,弃家去,莫知所往。有人传说他在海外,以技为某国王师。既而归,以弈终其身。
  懒予天资超卓,行棋绵密。与过百龄相似,也以“倚盖”起手式擅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多所创新,成为清初国手中的姣姣者。
  比周懒予稍后的国手有周东侯,汪汉年、娄子恒、李元兆等人。周东侯、汪汉年都曾亲炙过百龄的技艺,但汪汉年早逝,而周东侯独老寿,是棋圣黄龙士和徐星友之前最负声望的国手。
  周东侯,名勋,六安人。他的棋立意翻新,不拘成法。他认为:“局中义理之所在,务须推移尽变,若稍存余蕴,必不能淋漓酣畅。高手以胜负泥于胸中,故往往中止。”因此对局时每不以胜负为怀,必极心力之所至,生气流行,变动不拘,有自得之乐。周东侯在过百龄,周嫩予之后,以先辈的身份,相遇后进之黄龙士、徐星友,相互角逐,遂为劲敌。周、黄二人的多番对局,不仅是他们呕心沥血之佳构,也是康熙年间代表时代水平之绝唱。而周、徐二人的对弈,也曾在京城引起了轰动。《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京任职期间曾亲睹其事,其《续燕台杂兴诗》之一云:“疏帘清簟坐移时,局罢真教变白髭。老手周郎输二子,长安别是一家棋。”自注云:“周东侯弈局国手,武林徐星友来京,在某贵公处对局,早食方罢开始,踌躇一子,历时数刻。予窃旁观,日移午矣,周老输二子,袖手而去。”
  康熙年间,依赖清圣祖玄烨一番振作,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迅速,国力也渐趋强盛。在此基础之上,围棋很快就迎来了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围棋开始在京师上层社会流行,明末清初星散的京师棋坛也已得到恢复,成为各地高手常来聚会的中心。王公贵族常有棋手到家比赛,去羶腥而添风雅。孔尚任所记周东侯、徐星友在某贵公处对弈,即表明了这种情况。大国手黄龙士少年时曾随父亲来到北京,目的也是想会会京中的高手。满族有位将军爱他年轻艺高,带他到关外防地留住一年。这件事表明满族的武将中,也有人喜爱围棋,并在自己的军营中招待棋手。
  总之,康熙年间,围棋趋于兴旺的初步标志,即是围棋在京师上层社会开始流行。围棋没有受到异族统治者的排斥、打击,无疑是一件幸事,这就为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至于这个时期的艺术水平是否能超越前代,仍有赖于当时诸国手的创造能力,以及天才棋手的出现;
  关于顺治、康熙年间诸国手的技艺特点,徐珂《清稗类钞》论曰:
  顺康之时,过百龄、盛大有稍变旧习,吴瑞澂(徵)、何翰公、汪幼清、娄子恒乃进术工稳。黄月天有“弈圣”之称,徐星友乃大雅之作。余如周嫩予之绵密、李元兆之野战、汪汉年之稳健、周东侯之偏锋,要皆各极其妙,多可传也。
  综观顺治到康熙前期诸国手的技艺,大体是在明代丰富多彩的布局定式等方面,又复加以精炼,将不切实际以及庞杂稚弱者,逐步淘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革新增补。自过百龄而后,群贤蔚起,竞长争雄,但都限于个人天赋,难有大成。直到康熙中期,黄龙士登上棋坛,奠定霸主地位,“遂一切俯视之,神乎技矣”。黄龙士被誉为清代三大棋圣之一,他的棋“异想天开,别创生面,极尽心思之巧,遂开一代之盛”。与黄龙士同时的大国手还有许星友,星友的棋虽然尚不能与龙士比肩,但也自有他突出的恃点。况且龙士中年早逝,而星友享寿较高,因此,从康熙到雍正年间,星友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2.围棋“赌彩”
  大凡能分出输赢的东西,都可以用来进行赌博。围棋既有胜负之分,自然也难免俗。自古以来,六博与围棋并称“博弈”,春秋、秦汉之际最为盛行。六博是靠掷骰子进行赌博的一种盘戏,围棋与之“称兄论弟”,想来不会“出于污泥而不染”。总之,将围棋用为赌博可谓源远流长。但围棋毕竟是一种高级智能游戏,既使用来赌博,也带有“阳春白雪”的味道,与后世那种掷骰、押宝、推牌九等低级滥赌自不可同日而语。
  只要赌博,必有利物,俗谓“赌彩”。利物有贵贱大小,千差万别,但总可以归结为“名利”二字。说到名利,情况比较复杂。比如,一位棋手如何才能成为国手呢?他不但需要打败区邑之间的高手,还需要打败全国的高手,更主要的是打败前辈国手。这种激烈的生存竞争完全是一种人生的“赌博”,棋手要将自己的整个生活和前途都押在棋盘的胜负上。只要荣膺国手的称号,名利也就随之而来。但我们现在所要谈的名利,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下完棋即可兑现。例如:一笔钱财、一座别墅、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职……
  史料记载中,以围棋赌彩的故事很多,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个:东晋谢安赌墅,南朝羊玄保赌郡、梁武帝赌石,宋朝王安石赌诗,已在前面分别作过分绍,不再赘述。
  大致从宋朝开始,社会上以围棋赌彩已很普遍,明、清之际则更为盛行,其流风一直延续到民国期间。尤其对于职业棋手来说,赌彩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下面想就乾隆时期的职业棋手,谈谈赌彩的问题。
  乾隆年间,全国弈风炽昌,强手如林。除范西屏,施定庵外。尚有前辈国手梁魏今、程兰如。其它如胡肇麟、李步青、藏念宣、赵两峰,童和衷、陈苑游、周春来、吴来仪,释贯如、蒋再宝、吴凤来、黄及侣、郑涟漪、朱天直、朱天叙等,都是一时俊选。其中虽然有一些家有恒产的士大夫、商贾之类,但大部分人,包括“四大名家”范、施、程、梁在内都是靠下棋吃饭,即所谓职业棋手。实际上职业棋手绝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一些名手之中,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大城市中,有许多靠陪人下棋、教棋吃饭的人,出没于茶馆、酒楼,大户人家、旅游地点或专设下棋场所如“棋局”之内。因此社会上活动的职业棋手,具体数字虽然无法统计,但数量肯定要比上述名手多的多。
  职业棋手如何生活?作为一种职业,他们的生活来源有如下几项:1.达官富豪的馈赠。2.授徒所收束脩。3.著书刊行所得酬谢。4.下棋赌彩。这里首先需要排除家有恒产的人,如徐星友、胡肇麟,而是单指以下棋谋衣食的人。
  分析上述四种来源,在一般情况下,棋手(主要指国手)在达官富豪家充当清客,时间不会太长,所得馈赠有时数目很大,但并非固定收入。授徒所得束脩及著书所得酬金,数目比较微薄,不足以度日。只有下棋赌彩,数目多寡不拘,可以天天时时进行,因而成为职业棋手的主要生活来源。
  今天一说起赌博,无论其形式如何,一概斥为不法行为。但是对于封建时代的棋手来说,下棋赌彩如同市场中买货付钱一样,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赌彩有如下几类情况:一、达官富豪出具彩金,邀请棋手公开比赛。彩金的数目往往非常可观。某些材料表明,乾隆时的国手从一局棋所赢的彩金,常达几百两乃至上千两银子。国手的身份不同,没有钱是请不来的。请来之后若无赏金,国手也很难成局,或敷衍一局聊以应景。特别是前辈国手,每存持泰保盈之想,凡遇后进多所顾忌。只有诱之以利,才能使其允诺对局。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国手在彩金的刺激下,无不施展平生绝技,勾心斗角,异彩纷呈,观战者也可大饱眼福,叹为观止。据史料记载,范西屏的家境原来比较贫寒,但是在他成名之后,对于金钱浑不当事,出手也很豪放。袁枚说他“弈以外,虽诛以千金,不发一语”,“有所畜,半以施戚里”。这固然表明西屏为人高尚,但也说明他手头比较丰裕。由于他的名气大,有人送他钱,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他下棋赌彩赢来的。胡肇麟与他下棋,往往事先约定:输一子付一两银子。据《清代轶闻》载:
  胡肇麟,扬州盐贾也,好弈。……每对局,负一子辄赆白金一两。胡弈好浪战,所谓不大胜则大败者也,……然遇范、施輒败,每至数十百子,局竟,则朱提累累盈几案矣。
  肇麟与西屏对弈,前后凡30余年,所输金钱恐怕不在少数。《清代轶闻》又载:
  一日,程(兰如)与范(西屏)对弈,观者如堵。程局将败,大窘,乃使人与范约,贿以五百金,范遂让程胜半子云。
  ……大抵乾、嘉时好弈者多,好名者每贿国弈求对子,国弈利其贿,亦许之。
  上述两种情况,实际都是围棋赌彩的不同形式,也说明象范西屏这样的国手,赢钱的途径非只一端。二、由于城市里围棋活动兴盛,街肆、茶馆、酒楼、庙观皆设有固定的下棋场所,每天都有职业棋手和爱好者前去下棋,每局棋也必有彩金,俗称“彩盘”。彩金的数目或按一般规定,或可临时协商,形式不一而足,但白下的情况比较少。自然,这里的彩金数目不大,以一般爱好者愿意接受为标准,而天天来这里的职业棋手就像上班一样,他们也是好手,但还达不到国手的水平。由于每天能够接待不少人,所以他们赢的钱也足以养家糊口。其中如棋手之间相互赌彩、棋手与士夫豪绅赌彩,也常见之于各种记载。
  围棋赌彩虽然具有赌博的性质,但不能简单予以否定。这种赌彩是社会对于棋手的艺术劳动所支付的酬劳和补偿。棋手从事棋艺活动,首先必须穿衣吃饭、养家活口。但在封建社会,国家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顾及棋手的生活,只能任其自流,自谋生路。棋手在社会劳务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而社会也需要这种劳动,作为报酬的支付方法,即是以彩金的形式出现。棋手所出卖的劳动和其所获取报酬的方式似乎很奇特,但在当时也是一种通常的社会现象。
  围棋赌彩有利也有弊。无须说,将围棋商品化,无疑是对这种艺术的亵渎。棋手将棋艺作为谋生的手段,势必阻碍他们对艺术的追求。由于彩金的诱惑,也助长了棋手中间种种不良风气的蔓延。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中国传统的力战型棋风,未始不与赌彩有一定关系,因为赢得越多,所获彩金也随之增加,棋手也自然会向中盘搏杀的方向发展。更为主要的是,赌彩作为一种“工资和奖金”的方式,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棋手,使古老的围棋艺术得以绵延不绝。尤其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众多的棋手能够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周游全国各地,切磋角逐技艺,将我国的围棋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与社会上盛行的围棋赌彩,有很大关系。
  3.弈学发达,佳作颇多
  清代弈学发达,其成就为清以前历朝所无法比拟。其原因有三:一、清代围棋昌盛,社会对棋谱的需求量较大,且历久不衰。这是弈谱纷纷问世的客观条件。二、清代的围棋艺术家非常注重撰著棋谱,“九大家”如黄龙士、徐星友、范西屏、施襄夏、周小松等都有佳作传世。即如邓元鏸《国朝弈家姓名录》所列“名家”五十六人中,也多著有棋谱。三、清代的文人士子中,有一些人重视搜集、整理、编纂棋谱。如陶式玉、邓元鏸等,虽然不以棋名世,但收录编辑了许多散落社会的国手遗谱,作出杰出的贡献。
  清代的棋谱,据邓元鏸《弈潜斋集谱·国朝弈谱目录》所载,共有四十三种之多。邓元鏸在“跋”中说:“弈学以国朝人为极。自国初迄今,凡得弈谱四十三种,虽未敢云洋尽,然遗者或鲜矣。”这其中颇多佳作,基本表现了清代围棋所达到的水平。
  清代最著名的棋谱有如下几种:徐星友《兼山堂弈谱》施襄夏《弈理指归》、《弈理指归续编》、范西屏《桃花泉棋谱》、周小松《餐菊斋棋评》等。以上名谱,在叙述人物生平事迹时一并介绍,此不赘述。以下将就未曾述及的名谱,作一些简单介绍。
  (1)陶式玉《官子谱》
  陶式玉,名存斋,别号“霍童山人”,浙江绍兴人。清康熙间初仕北京畿南道属官,康熙二十五年“擢居台谏”,二十六年秋出任两淮盐道。康熙二十八年时,陶式玉曾邀国手吴瑞徵与胡安士对弈,见胜负往往取决于官子的得失居多,“因取官子旧谱,细加鉴定,增以国手对局之官子而翻新”,“共得式子五百余局,吴瑞徵不及见百龄全谱,而诸法毕备”。这是他编集《官子谱》的开端。后来他又邀请吴瑞徵及其门徒蔡邻卿参加校订。这是因为陶系官僚,于棋艺只是爱好,要想编纂佳谱,非有名手相助不可,可以说《官子谱》的编校工作,是由陶式玉主持,而真正出力者是吴瑞徵和蔡邻卿。
  《官子谱》三卷共1478图:上卷540图、中卷558图、下卷380图。据吴瑞徵《官子谱·序》云:
  《官子谱》一千五百余局也,其问有仍之旧谱而增变者,有取之成局而翻新者,有得之对垒而脱挨者。无类不备,无美不收,询称巧法,兼全神乎技矣!
  可知是书内容的收集是广泛而深入的,而且做过细致的校订和加工。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前人的同类著作,是对我国古代官子艺术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
  陶式玉在康熙三十七年罢官,归乡隐居,“或与客弈,或令人弈,而傍论得失,率以为常,嗜之而不厌也”。《官子谱》即刻印于此后的若干年。我们所能见到的有“惠直堂”和“本衙”两种版本,其中“惠直堂”本流传较广。
  (2)《寄青霞馆弈选》
  《寄青霞馆弈选》是一部清代历朝著名棋手的对局选集,成书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稍后。编辑者仁和(今属浙江杭州)王存善,校对者南丰(今江西南城县)谭其文,无锡徐文渊。
  《寄青霞馆弈选》的主要特点是基本囊括了清代所有国手的对局名谱,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在编辑体例上,按棋手及对弈的时间顺序分别选谱,条理清晰。此外书中“弈选诸家小传”列入清代名手盛大有、过百龄、周嫩予、徐星友等79人的简历,并夹叙清代棋坛状况,趣闻逸事,颇可补史料所缺。
  全书八卷,共选棋谱514局。另外还有《续编》八卷,共选棋谱546局。可谓清代棋谱大全,向为国内外棋家所推崇。
  (3)邓元鏸《弈潜斋集谱》
  邓元鏸,江苏无锡人。清光绪年间曾在四川长宁、开县等地任“地方官”。“年十九始解弈”,“好古敏求,嗜弈成癖”。他长期搜寻旧谱、极意研求,整理出版,是晚清最重要的棋谱编纂和棋史研究方面的专家。
《弈潜斋集谱》是一部大型综合性围棋汇编。经邓元鏸30年惨淡经营,陆续分集出版。其中初编成书于光绪七年(1881),二编成书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编的内容主要有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程兰如。梁魏今等具有代表性的精彩对局。以及“国朝弈家姓名录”、“国朝弈谱目录”、“前代弈谱目录”、“历朝弈事辑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编的主要内容为施襄夏《弈理指归》、《弈理指归续编》,范西屏《桃花泉棋谱》、《四子谱》等著作。
  4.晚清:围棋的衰落
  乾隆后期,自施定庵、范西屏为代表的盛清国手先后下世,中国棋界后继乏人,呈现青黄不接的迹象。
  乾隆、嘉庆年问,驰誉棋坛的有韩学元、李步青、顾审音、金仲柳、姜杰士等一批名手。其中韩、李曾达到程兰如、范西屏等国手让先的程度,但其余名手棋力相对稍弱。从整体的水平的下降,可以看出中国封建时期围棋鼎盛的年代已经逐渐消逝。
  从嘉庆、道光直至鸦片战争前后崛起的国手,一般被称为“晚清国手”。其中以任惠南、董六泉等为代表,他们在中国围棋衰微之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棋力比盛清国手已有大幅度的下降。
  当时文士赵绍祖(17521833)曾撰有一篇《赠弈者任位(惠)南序》,其中有如下记载:
  任君位(惠)南善于弈者也,而与余对弈,余固知其勿及也。盖任君之弈可高余三品,虽然任君之弈未为绝技也。余先伯祖侍御星阁公好弈,弈之品与余同,尝自言与徐星友、程兰如、施襄夏、范西屏前后弈皆受六七子。然则以先伯祖之言准之余,以余准之任君之弈,而任君尚当下于徐、程、施、范三品。特以时未有徐、程、施、范者出,而以弈名者皆任君之流而任君亦遂以善弈名。
  文中清晰地阐述了任位(惠)南及其同时善弈者的围棋水准,他们与盛清国手在棋力上已存有很大的差距。迄今流传有绪的多种棋谱,也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从乾隆后期至鸦片战争,其间超过整半个世纪,此时中国围棋为什么会节节下降?在文献不足的今日,我们不宜轻易臆断。但乾隆后期清王朝已显出由盛而衰的征兆,在史书上是有明确记载的。清史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乾隆、嘉庆年间中衰的原因归纳为:和坤(当时权政)之专政、官吏之贪黩、军事之废弛、财用之虚耗、弘历(乾隆)之逸侈、民乱(人民起义)之渐起等类。这些都是有大量史实为依据的。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中也称:“康(熙)、雍(正)之世,库存储常盈二千四百万两;乾隆中叶,增至七千万,末年乃无一存。”可见待到乾隆晚年,库存帑已被耗竭一空。国势的下降,对包括围棋在内的文化、艺术,无疑会带来不小的影响。
  嘉庆、道光年间,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棋运”与“国运”竟不谋而合地先后下降,此种状况绝非偶然。可以认为:正是清代“国运”的不断衰落,才引起围棋活动的迅速走向滑坡。
  及至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了鸦片战争,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抵挡不住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炮火,被迫屡次签订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白银的大量外流,给包括棋手在内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中国围棋也从此急剧地转入低潮。
  有关鸦片战争时期围棋发展的状况记载较少,但通过一些可信资料,也可隐约看出当时中国围棋是怎样地一泻千里。
  周小松在《餐菊斋棋评》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前辈国手董六泉情况的记载:
  同时对手,(董)六泉先生齿最长。道光丙午(1846年)由扬(州)客甘肃,余(周小松)与分手,后遂不复相见。
  闻其投谒定制军,几至不遇。幸晋见后,定公念旧甚笃,资送颇丰。然归不数年,清贫如故,易箦之日,四壁萧然……
  这段文字如实记下了一代国手的悲凉晚景,引人注目。“制军”是对总督的尊称,当时陕甘总督布彦泰曾封“定西将军”,或即其人。
  董六泉与周小松“分手”时间(1846年)距鸦片战争后仅六七年。此时,董六泉被誉为国手已不下30年,在棋界负有盛誉。而“分手”的地点,又是自清初以来棋风极盛的扬州。显然,董六泉如能在扬州安身立命,是不必千里迢迢去投奔“几至不遇”的陕甘总督的。由此不难想见,鸦片战争后的棋手(即使是国手)生活已窘困到了怎样的地步。
  其次,参考其他有关文献,也可窥见此时扬州棋界的没落。
  从清初以来,扬州一带是海内高手云集的中心,据《弈墨•王燮序》等记载,如过伯龄、周懒予、汪汉年、周东侯、黄龙士、范西屏、施定庵等众多国手,无不在扬州长期切磋棋艺,传诵一时的名句“香生玉局,花边围国手之棋”(见李麓《谷雨放船吟》),正是盛清时期国手们在扬州对垒的如实写照。但待到乾隆后期,知名国手已渐渐凋零。如李斗《扬州画舫录》即称当时扬州籍国手“仅韩学元一人而已”(李斗的记载或许不够全面,但国手数量的锐减,则是显,易见的)。至鸦片战争前后,竞连著名国手在此也不易谋生,足见这座曾被赞为“天下人士之大逆旅,凡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寄广陵(扬州),盖如百工之居肆焉”(引自《孔尚任诗文集》的淮左名都,此时棋界状况已大非昔比。
  董六泉的命运,代表着这一时期多数棋手的共同命运。而扬州地区围棋的由盛转衰,实际上正是封建时期中国围棋由盛转衰的缩影。
  封建时代的棋手,对社会经济的荣枯盛衰有着独特的敏感。市场的萧条,人民的贫困,通都大邑为支持围棋活动而“争具采币”现象的锐减,等等,这一切与中国棋手的切身利益无疑息息相关。地位的低下与收入的微薄,迫使他们如不另谋职业,就只能终生为衣食劳碌奔走,根本无法专心致志地从事棋艺进修。宣统年间李子干在《争谈随录》中称:“近年以来,流风(提倡围棋的风气)顿歇或者世运(指社会动荡)益繁,人口谋生之不遑,遂无暇于艺(围棋)事。”也指出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围棋每况愈下的社会原因。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逐渐上升为全国最大的商埠,它的繁荣程度超过了扬州、苏州、杭州等江、浙名城,而当时棋手也唯有进入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区,才可能广泛接触各层次的棋界支持者。于是中国国棋活动的中心也渐渐向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型城市转移。当然,这种人地方面的变迁,远不足以改变中国围棋江河日下的总趋势。
  5.高部道平访华——中日近代围棋交流开始
  清代末年,当中国围棋节节下降的时候,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围棋活动正在蓬勃兴起。中、日围棋的一衰一盛,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
  围棋自我国传人日本后,长期以来深受日本人民喜爱。早在距今400年前,日本已完成了废除围棋“座子”的重大改革。待到16世纪,日本丰臣秀吉(15361598)、德川家康(15421616)相继执政,对优秀棋家赐于世袭俸禄,使他们有条件心无旁骛地钻研棋艺,开创流派,传子授徒。从此,日本围棋在多组织、多流派的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不断提高发展。到了19世纪明治维新以后,秀甫、秀荣、秀哉先后执棋界牛耳。“方圆社”、“本因坊”两大围棋门阀英才辈出,日本围棋水平已远远超过了中国。
  事实上,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对日本人民酷爱国棋的情况也并非全然无知。在清末以前,两国围棋爱好者已进行过多次接触,从中国《杜阳杂编》、《旧唐书》到日本《三代实录》、《怀风藻》等多种古典文献中,都散出有关于双方围棋交往的轶事。明代李言恭、郝杰在《日本考》中,甚至还扼要介绍了部分日本围棋术语,足可证明此时中国学者对日本围棋已作过并非泛泛的观察。及至晚清时期,少量日本、琉球棋谱已经输入我国,当时棋谱编印家认为“中山(指琉球)、日本,皆我同文”(见《寄青霞馆弈选•凡例》),加以收藏、翻印。但此时处于自足状态的中国棋手对海外来谱早有先入之见,并不认为其中有可资借鉴的内容。由于历史的(如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政策、日本幕府时期的锁国政策)、地理的、民族的(如习俗、语言等)各种原因,两国棋手彼此之间始终缺乏应有的了解,棋手的交流也迟迟未能实现。。
  光绪年间,学者黄遵宪在1887年写成的《日本国志•礼俗志》中已提到:“(日本)围棋最多高手,豪富子弟、风雅士夫,无不习之者……”接着,到了光绪后期,旅日华人中也出现了以棋会友的围棋爱好者,民间的围棋交往渐渐频繁。可是,上述这些交流,或没有留下实战纪录,或仅属于业余爱好者之间的相互切磋,不能用以判定两国围棋水平的高下。而真正两国棋手等级的较量,始于高部道平来访。
  高部道平(18821951)生于日本东京,17岁入日本“方圆社”深造,曾先后师事名手岩崎健造与日本本因坊秀荣,22岁获四段称号。27岁时,他参加日本围棋组织“围棋同志会”。接着,他开始了足以辉煌弈史的漫游,走向朝鲜、中国……
  1909年间,高部道平来到保定,顺路走访了在中国担任翻译的中岛比多吉。中岛是一名业余棋手,他认识当时在保定任陆军学堂总办的段祺瑞,并经常与聚集在段祺瑞周围的中国棋手交流,双方互有胜负。经中岛出面介绍,高部战胜了包括段祺瑞在内的所有中国名手。将对手纷纷降至让子,显示出日本职业棋手的先进技术与扎实功力。从此,高部成为段府的上宾。据日本濑越宪作《支那之棋界》引中岛比多吉的口述,当高部向段祺瑞缕述日本棋界状况,表明自己仅是一名“四段”棋手时,使在座中方棋手大为震惊。
  同年,段祺瑞改任第六镇统制,他将高部道平介绍给任商部右侍郎的棋友杨士琦(见日本渡边英夫《中国古棋经之话》)。据汪云峰评辑的《问秋吟社弈评初编》,19091910年间,杨士琦出使江南,召集南方名手在南京与高部道平对局。结果王彦卿、陈子俊等知名棋手均被高部让2子,双方互有胜负。棋界人士认为,高部的棋力不弱于已故国手周小松。于是,高部的棋名在中国不胫而走。
  1910年下半年,南京举办由清末官商合办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招徕各大商埠的来往游人。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名手也相继来到南京。此时,多数棋手对高部的棋艺仅属耳闻,并未一试,难免将信将疑。于是,有社会名流愿出面为东道主,邀请高部至南京赴会。
  南京会战,自然引起四方名手与社会人士的一致关注。上海名手范楚卿等率先登场与高部下对子,结果大败;继而被高部让2子,又败。镇江籍名手丁学博此时年事已高,被推为棋界耆宿,与高部受2子连弈2局,胜负各一(见《棋国阳秋》)
  10月,高部道平在南京杨士琦府邸“韬园”让中国名手张乐山2子对局,高部又以三子半获胜。这局棋谱纪录至今犹存,成为中日围棋交流史中值得回顾的一局(见《中国古棋经之话》)。接着,高部在“南洋劝业会”让张乐山2子继续对局,两人前后共弈七八十局,张乐山仅胜13(见高部道平《围棋圣典•绪言》)。面对铁一般事实,人们不得不承认双方实力悬殊。一名日本四段棋手,已足以让中国一流高手纷纷甘拜下风。那么,中日两国围棋的巨大差距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部道平30岁时曾归国半年,晋升五段。随后又来中国,他的足迹遍及北京、上海、保定、青岛、济南、南京、东北等地,来往中国南北前后达17年之久,到处宣传日本棋法。他与中国棋手对局数量极多。据1926年《新闻报•快活林》记载,高部让潘朗东、吴祥麟、顾水如23子均不下百局。又从流传棋谱中可见:他与汪云峰、伊耀卿、段俊良、范楚卿、姜鸣皋等亦曾大量对局;此外,受到他指导的还有王子晏、陶审安、何星叔、刘玉堂、林新猛、朱叔庄、周美权、唐善初、王幼宸等。高部道平交流广泛,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张静江都曾邀他对局。至于段祺瑞与张静江之弟张澹如是当时棋界重要支持者,他们与高部对局的数量更是多得难以统计。这些对局谱,部分散见于报刊围棋栏,部分被棋谱《问秋吟社弈评初编》(1917年北京宣元阁版)、《中日围棋对局》(1919年上海有正书局版)及《海上近年名手彙集》(未刊)收录,估计失散或未经发表的尚有十之七八。
  高部道平除了与中国棋手交流外,还曾与同时来访日本棋家进行示范表演。如1919lO(阴历),高部在上海东亚饭店与访华日本棋手广濑平治郎表演;接着,他又与日本少年棋手岩本薰表演。据《海上近年名手彙集》批语:这两局棋由中方社会名流集资,每局悬赏100银元。由此推断,当时对来访日本棋手待遇丰厚,这是他们乐意继高部以后接踵来访的重要原因。
  高部道平的来访,揭开了近代中日围棋交流的序幕。大量对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将中日双方棋力悬殊的实况大白于天下,使中国棋手懂得了长期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带来的严重危害,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从此,日本围棋书刊不断引进,学习日本棋法蔚为风气,促成了中国围棋(包括废除“座子”及“还棋头”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这些颇有生气的变化都是在高部来访后迅速引起的,因此棋界有识之士对高部访华给予很高评价。
  6.废除“座子”——中国围棋的重要改革
  高部道平的来访,震动了中国棋坛,对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尤其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也引起人们的忧虑、反思。改变中国围棋的落后状况,此时已刻不容缓。
  另外,通过枰场竞技,迫使中国棋手不得不怀疑传统着法是否能一成不变地适用于现代。宣统年间,李子干在《咏棋十绝》中就曾写下:“古法拘泥计本疏,兵情顷刻不相如。赵家十万长平骨,误在将军读父书!”这正是目睹中日棋手对垒后深有感触的痛切之作。名手张乐山的棋友黄铭功更是大胆地提出:“棋法自范西屏而精,亦自范西屏而始坏。”认为后来棋家唯有“大抉其藩篱”,才能使中国围棋飞跃到崭新的高度。中国棋手在迭遭惨败之后,能领悟长期奉为经典著作的“古法”也有不足法的地方,甚至敢于对“棋圣”之艺作出新的估价,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中国古谱着法既然不行于时,那末,引进日本先进围棋技术,学习日本棋理棋法,才是此时提高中国围棋水平的唯一捷径。“礼失若援求野例,未妨俎豆本因坊。”(见黄俊《弈人传·刘叔通诗》)正反映了中国棋手迫切希望掌握日本棋艺技术的心理。但是,长期以来,中、日围棋着法、规则不尽相同,其中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关于“座子”问题。
  “座子”,指中国古代围棋在开始对局之前,规定要先在对角“星”的位置上固定放置黑白各两个子,它又称“势子”、“角子”或“雅”。其中“雅”字起源甚古,音义与“岳(嶽)”同,表示中国古代曾经附会地将棋盘象征大地的传统观念。大地上的“岳”不可动摇,棋盘上的“座子”自然也固定不移。这一规定,流行中国前后至少不下2000年。而在日本,约16世纪永禄年间(15581569),“座子”已废除不用。清人黄遵宪《日本国志》在记述日本棋事时称:“惟行棋而不行雅”,就注意到日本与中国在围棋对局时的主要不同。
  中国围棋在“座子”流行的漫长岁月里,无疑创造过许多足以传世的佳局。可见,随着围棋艺术的不断发展,“座子”的设置却使围棋的边角变化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影响了围棋战略战术的发展,更不利于中国棋手掌握日本围棋技术。《棋国阳秋》称:“日人对弈,不置角(座)子,即其破陈式之道。华人与之对局,古谱公式,废然无所用之。”正说明此时废除“座子”已势在必行。
  当然,要让“座子”从此淘汰,还须经过一个择优而存的比较过程。即先从与日本棋手交流过的中国名手之间试行,然后在棋界逐步扩大影响,最后通行于国内。
  从现在棋谱资料分析,清末宣统年间(19091911),我国名手已开始废除“座子”的探索性对局。如宣统年间李子干编印的棋谱《手谈随录》中,共刊登清末棋手对局130余谱,其中就有陈子俊与丁礼(理)民废除“座子”分先两局。在全书中,这两局所占比重虽小,但已说明此时“座子”的权威已被动摇。(丁、陈都是最早与高部道平交流的中国棋手,由他们率先进行尝试,是合乎情理的。)遗憾的是,这两局棋虽有可能是现存我国棋手最早废除“座子”的实战谱,付印时间也最早,但没有注明对局的准确日期。
  舍此之外,在吴祥麟、黄瀛仙合编的《周小松受子谱》中,刊有张乐山与吴祥麟在上海对弈10局,均由吴先走。在这10局中,采用每两局中一局置有“座子”,一局废止“座子”的对局形式。据记载:张乐山191010月在南京迎战日本高部道平,然后前来上海与吴祥麟对局,1912年病殁。因此。这10局无疑弈于1910年底至1912年间。时间更准确的还有陈子俊、吴祥麟对子6局,亦载于《周小松受子谱》,其中4局废除“座子”,2局列有“座子”。据吴祥麟记载,这6局弈于1911年,即清宣统三年。
  由此可见,清末民初间大型城市的中国名手已在比较中、日两种不同对局形式的优劣。约经五六年后,废除“座子”的对局已占有绝对优势,终于通行于棋界。这是中国围棋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它始于清末,完成于民国初期。
随着传统“座子”的淘汰,不久,关于“还棋头”的规定也逐渐废止,让子棋应还子数也起了变化。但这类规则上的变动与“座子”的存在与否相比,就只能算是细节问题了。
  7.著名国手
  (1)清初国手
  清初的围棋国手,有过百龄、汪幼清、盛大有、吴瑞徵、周懒予等人。其中过百龄、汪幼清、盛大有在明末已很著名,尤其是过百龄,以一代宗师的身份稳执棋坛牛耳,直到辞世。而吴瑞徵、周懒予等则是清初才开始享名的人物。
  盛大有,名年,苏州人,与过百龄同为清初弈林前辈,家学渊源,亦擅山水、梅竹,可谓多才多艺。顺治末年,盛大有曾与汪汉年、周东侯、程仲容等会于杭州,互弈十局,刻谱刊行。康熙七年,与黄龙士争雄,因年事已高,七战全负。大有的棋风属传统力战一派,然禀性执拗,每为同时棋家所讥。但黄龙士评价他说:“盛当局面窘迫之际,亦有生机,本领自有过人处。”《弈府阳秋》选录大有胜过百龄四局,《寄青霞馆弈选》载有与黄龙士、周东侯、汪汉年、程仲容等对局五十余谱。
  吴瑞徵,名贞吉,新安人。著有《不古编》弈谱。不古者,以见弈艺日新,不以古囿之也。每局皆有评语,极见精当。与黄龙士有对于三局,一局黄先,二局吴先。又与程仲容、高钦如、吴孔祚、萧幼白、杨汝炯诸人对局,瑞徵皆让一先,盖亦清初翘楚也。
  清初的国手中,在棋艺方面较有成就的是周懒予。比周懒予稍后的国手有周东侯、汪汉年、李元兆、周元服、许在中、姚籲孺、戴臣野、郑谷耕等人。
  (2)周东侯
  周东侯,名勋,六安人。他的棋立意翻新,不拘成法。
  清初,与周懒予、盛大有、汪汉年对局最多,而与龙士对垒尤曲尽其妙。东侯尝言,局中义理之所在,务须推移尽变,若稍存余蕴,必不能淋漓酣畅,高手以胜负泥于胸中,故往往中止。又言善弈者在未落子先至落子经营,又入第二法门,况半局而经营惨淡,岂上乘见解乎?《弈选小传》则谓人称龙士如龙,东侯如虎,其为弈淋漓尽致,不可方物,非同辈诸人比也。《弈理析疑》载东侯、龙士一局,计三百二十二著,无半子胜负。吴修圃评云:“国初时,名手如林,龙士最幼,诸家遇之辄望风而靡,惟东侯刻意追新,喜出偏锋,屡胜不屈,此局如春秋晋楚主盟,不相上下,可称劲敌。”修圃又有评云:“周、黄对垒,如兵家以奇胜,而衅端起自东侯,往往失利,此局自首至尾,机趣横生,有一波未平,一波复起之妙,彼此出奇,是谓奇而法。”徐星友亦有评云:“是局黄白周黑,白固游刃有余,然不以局胜而不尽变,黑不以败局而气馁,各穷其至而后已。如此对局,失著似不必穷追,输赢又当别论。不泥于一端,则得其大意也。”安邱王彦侗刊有《六家弈谱》,以东侯居首,龙士次之,梁、程、施、范又次之。彦侗谓东侯虽先龙士而霸,而往往败于龙士,且败于周懒予、汪汉年之俦,其技似稍逊者。然纯以偏锋从事,不计胜败,一往直前,必期尽变而后已,此亦阅者之所快,而学者之所不当废也。邓元鏸评弈,谓东侯如急峡回澜,奇变万状,可以知其弈品矣。东侯著有《二子谱》三十局、《四子谱》八局,附刊《弈悟》后,虽不及范、施二子、四子谱之精,然批评甚详,亦足益人神智矣。
  (3)一代宗师黄龙士
  黄虬(1651—?),字龙士。又名霞,字月天。江苏泰县人。出生在离县城数十里的姜堰镇,地处偏僻乡间。自幼聪慧,16岁已称国手。他以精湛的技艺领袖群伦,继往开来,在世的时候已被列为“圣人”。他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可惜中年而逝,他的死也成为千古之谜。
  龙士是一个早慧的天才,学棋时间不长,即已无敌于乡里。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有心的人,见孩子在棋艺上颇堪造就,遂带他出外游访,欲求明师指点。父子二人先到北京,后又随某满族将军去关外。一年之后,龙士离北地南归,技艺大有进步。后来,父亲又两次带他去拜访诗棋名家杜濬。杜濬《变雅堂文集》有《送黄童子序》一文称:“甲辰之岁,黄童子虬来谒,年十一。别去五年又来谒,已逾成童……其生也仅十六年。”初次尚“下弈秋一等”,二次“其弈居然秋矣”。说明龙士十六岁时,棋艺已由二手而达国手阶段。杜濬很赏识这位少年聪敏可喜,称许他“斌斌鱼雅,有可以学问之质”。
  当时国内棋坛上,享名最高的是盛大有,龙士向之挑战,对垒七局,取得压倒性胜利。不过大有已年逾七十,精力难乎为继;龙士年方十八,正锐气无伦,所向无敌之际。胜利的天平倾向年轻人也在意料之中。国内其他高手,如何闇公、程仲容、娄子恒、卞邠原、谢友玉等皆望风披靡,纷纷签订城下之盟。唯有周东侯勉能抗礼,东侯的棋力原自不弱,但龙士毕竟艺高一筹,故常从绵密深稳中出奇制胜。
  当龙士名震天下之时,比他年长十岁左右的徐星友尚默默无闻,遂从龙士学艺。龙士初让四子,后让三子,倾力相授而无保留,使星友一跃而为国手。从康熙中叶开始,黄、徐先后成为照耀棋坛的双星。
  龙士性格磊落,技艺超群,同时高手莫不翕服。他的名字不仅在棋坛回响,而且在文士名流中也获得极高的推崇。著名经学家阎若璩曾将龙士列为清代十四“圣人”之一。阎氏所列圣人,如顾炎武、黄宗羲、朱彝尊、汪琬等,皆是学可究天人,文可变风俗的巍然大师。龙士能以棋艺而与上述诸人并列,可知在阎氏心中,围棋与经史、文学相比肩而毫无逊色。
  从现有史料看,龙士一生的踪迹比较模糊。除童年到过北方,成名之后,大部时间活动于江南一带。据李斗《扬州画舫录》等书记载,龙士曾客居扬州、杭州。是否又到过北京,则未留下确实的记载。但在野史中,每有龙士充任“内廷供奉”,并在康熙御前下棋的记载。虽难断为信史,似也无法排除各种可能。揆之常理,北京乃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国手荟萃的所在。以龙士艺名远播,领袖群伦,不去北京访棋会友,干谒公卿,希冀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不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从龙士所遗棋谱看,他既未与范西屏、施襄夏对局,也未与范、施之前的程兰如、梁魏今对局。因此,一般史家认为他中年早逝。有关他的死因,诸说纷纭,颇带传奇色彩。如《国弈初刊序》谓:“清初国工周懒予、周东侯、汪汉年诸人忌黄龙士,诱以声色,瞀乱其精神,遂因致疾而卒。”又裘毓麟《清代轶闻》载:
  相传徐(星友)家甚富,既成国弈后,忌黄名出己上,乃延之于家,饮食供奉备极丰腆,乘间蛊之以声色。三年,黄精力耗竭,遂死。又一说:谓黄故负气,徐一日遍延高手,于厅间置弈局三,谓黄能同时敌三人乎?黄奋然曰:“何不可之有!”东西顾而弈,弈竟黄胜,然是夜遂呕血死。
  以上诸说,前人均谓诞妄不经之谈。笔者却以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分析上述诸说,龙士的死因集中在如下两点:一、惑于声色致疾而死。二、弈棋用力过甚,呕心沥血而死。这两种情况都属于暴卒,与龙士中年而逝的说法基本相符,故不能一概斥以为非。如《清代轶闻》所记徐、黄二人交往,似含有真实的成份。星友既向龙士学弈,延请至家款待丰腆,亦属寻常。至于遍延高手,以一敌三,也是棋家常有的事。非说星友设计,必欲致龙士于死地,则不免矫情过甚。总之,龙士的死,实是一桩疑案。希望能发现更为翔实的材料,俾使龙士中年而逝之谜,能够大白于人间。
  龙士的棋艺及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自康熙中叶至今,棋家一致推崇。即使在日本,也获得极高评价。例如围棋大师吴清源认为:龙士的棋艺已达到日本的“名人”等级(川端康成《吴清源棋谈》)。吴先生所言“名人”,非指今天日本新闻棋战所产生的名人,而是指昭和以前,各个时期雄踞日本棋坛的第一人。
  关于龙士棋艺的特点,前人多有评述。如徐星友评:“寄纤秾于淡泊之中,寓神俊于形骸之外。”“一气清通,生枝生叶,不事别求。其枯滞无聊境界,使敌不得不受。脱然高蹈,不染一尘,臻上乘灵妙之境”。再如邓元鏸评:“龙士如天仙化人,绝无尘想。”“用思尤密,深入奥窍。当危急存亡之际,群已束手智穷,能于潜移默运之间,益见巧心妙用,空灵变化,出死入生”。龙士的对局,散见于清朝、民国期间各家棋谱,较为著名的有王彦侗所辑《六家弈谱》、邓元鏸所编《黄龙士先生棋谱》。龙士的著作有《弈括》及《黄龙士全图》。《弈括》的内容分“拟出子三十局”、“演官子式三百六十局”。《黄龙士全图》共二十局,亦是出于式规模。书前有龙士的自序,对全局的战略战术作了精辟扼要的说明,是一代大师毕生实战经验的总结。
  与龙士同时的国手,有娄子恒、凌元焕、谢友玉、程仲容、张吕陈、江天远、何阁公、高钦如等人。
  (4)铭心刻骨“血泪篇”——徐星友
  徐星友(1644—?),名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自康熙中叶黄龙士辞世后,乃至程、梁、范、施四大家称雄之前,约三四十年中,为国内棋坛最著名之国手。
  星友生于书香门第,工书善画,属于多才多艺的士大夫之流。其学弈较晚,但专心刻苦,有三年不下楼之说。最得力之导师即黄龙士。最初授四子,星友进步很快,已达二子水平时,龙士仍授三子十局。双方竭心倾力苦思精索,极尽腾挪变化之能事。对局之紧张激烈,犹如以性命相搏,时人遂命名此十局为“血泪篇”,用以形容星友悬梁刺股的学习精神。此事历来为棋界所传颂,时至今日仍是教育青少年矢志进取的良好教材。经过这样铭心刻骨的阶段,星友一跃而为国手,成为龙士逐鹿中原的劲敌。
  星友成名后,曾到北京,与周东侯角逐而胜,前已述及。晚年又到京师,遇后辈新秀程兰如,订弈十局。但终因年高力衰,难敌对方之精壮锐气。主事者又邀集其他高手,暗助兰如,星友遂败云。受此挫折之后,星友南归,闭门倾力编著《兼山堂弈谱》。其时,少年之范西屏、施襄夏已崭露头角,慕名上门请益。星友授以三子,对西屏、襄夏的棋艺颇有帮助。星友的棋,属于平淡一派,所谓“流水不争先”是也。这一派棋手的特点是功力深厚,有良好的大局观和局面平衡能力。
  星友的局谱留存不多,辑为专集者有《绘声园弈谱》,凡授二子者十九局,嘉庆年间高手金春亭为之评解。此外还有《师竹斋谱》,嘉庆时由盛新甫从星友让子谱增辑,凡二子至九子四十局。由此也可以知道,星友在他的一生中,曾以很大精力从事教学以指导后进。
  星友传世的著作是《兼山堂弈谱》。据翁嵩年的序解释说:“兼山者,艮也,止之义也,观此可以止矣。”书中共选清初著名棋手对局六十二谱,如过百龄、盛大有、周懒予、周东侯、汪汉年、黄龙士及作者自己,皆有代表作入选。并由星友“反复研讨,直穷微芒”,逐篇加以评注。星友的评注紧扣关键,平实可用,且每每夹述对局者的风格轶事,使读者既可窥视一代国手的技艺精华,又可领略他们的人品风貌,诚为赏心悦事之佳作。
  (5)中兴盟主程兰如
  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继黄龙士、徐星友之后,程兰如、梁魏今称雄一时,程、梁与后起之范西屏、施襄夏,并称为清代围棋“四大名家”,也有再加上黄龙士、周东侯而被称为“六大家”者。
  程兰如,名天桂,安徽歙县人。兰如在康熙末年已成第一国手,其标志即是在北京与徐星友对垒十局而大获全胜,迫使名满海内的老国手从此退隐武林。
  兰如的棋,细致深厚,算路深远,仍旧发扬中国力战派的传统,中盘杀伤力极强。正当兰如声名远播之际,两颗耀眼的新星诞生了。年轻的范西屏、施襄夏以锐不可当之势登上棋坛,严重威胁了兰如的霸主地位。一开始兰如尚对范、施二人授先,含有指导后进的意思。但时间不长,即被范、施超越。某些零星的史料表明,程兰如、梁魏今与范西屏、施襄夏,这两代国手曾聚在一起进行激烈较量,兰如和魏今终于敌不住范、施而败下阵来。
  兰如不仅围棋下得好,而且更精于象棋。李斗《扬州画舫录》载:“程兰如弈棋不如施、范,而象棋称国手。”说明兰如资质不凡,于围棋、象棋都能达到极高的境界。
  兰如的著作有《晚香亭谱》。施襄夏《弈理指归·序》评价说:“……惜语简而局少,凡评通局当然之着,或收功于百十着之后,或较胜于千百变之间,义理深隐,总断难详,未入室者仍属望洋犹叹。”《晚香亭谱》不见于邓元鏸所撰《国朝弈谱目录》。大约是因为语简局少,义理深隐,难以流传的缘故。
  (6)机心付冰释,朗朗神仙人——梁魏今
  梁魏今,先程兰如而成名。雍正年间,则与兰如并驾齐驱,同为棋坛翘楚。魏今的棋清高而雅淡,与徐星友一脉相承。
  魏今深通棋理,也善于指导后进。施襄夏讲他因魏今的教诲,终于领悟棋道真髓,从而棋艺大进,即可与魏今、兰如分先角胜。
  魏今与“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很有交往。板桥有诗《赠梁魏今国手》云:
  坐我大树下,秋风飘白髭。朗朗神仙人,闭息敛光仪。小妇窃窥廊,红裙飏疏离。黄精煨正熟,长跪奉进之。食罢仍闭目,鼻息细如丝。夕影上树梢,落叶满身吹。机心付冰释,静脉无横驰。养生有大道,不独观弈棋。
  诗中所写正是魏今晚年的形象。看来他不仅弈称国手,而且讲究养生之道。从诗中看,魏今似乎正为板桥表演道家长生之术。一边吃黄精,一边修炼,充满神秘的气氛。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这位棋艺名家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7)棋圣范西屏
  范世勋(1708—?),字西屏(一作西坪),浙江海宁人。清朝三百年第一高手,也是我国古代最为杰出的围棋大师。袁枚称许他:“虽颜、曾世莫称,惟子之名,横绝四海而无人争。将千龄万龄,犹以棋名,松风丁丁。”
  西屏三岁时,见父与客对弈,即“哑哑指划之”,客人无不惊异,都说:“此儿将来定会以弈名天下!”西屏的父亲一生好弈,不善治家,结果“好弈破其家”而“弈卒不工”,多少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亲自教他下棋,并聘请县中好手郭唐镇、张良臣担任教师。
  西屏天资聪颖,七八岁时即能与郭、张两位老师抗衡。郭、张遂知难而退,建议另请高明。时山阴俞长侯弈名远播,是除徐星友、梁魏今、程兰如而外的高手。西屏的父亲携子慕名前往,拜俞长侯为师。在长侯的悉心指导下,西屏的棋艺进步很快,12岁时已与老师齐名。这一年,11岁的施襄夏也拜在俞长侯门下,与西屏同窗学艺,日夕切磋,如鱼得水。
  两位少年同是资质不凡,弈事突飞猛进。长侯既高兴又惊奇,为使他们开拓视野,长侯曾携二人前往杭州,拜访前辈国手徐星友。星友授三子指导,勉励有加,并赠以《兼山堂弈谱》。西屏和襄夏如获至宝,潜玩经年,技艺愈加成熟。
  雍正元年,西屏15岁。相传这一年“西屏与长侯弈,授先十局,长侯皆北。自是师徒不复对垒”。说明两人师徒名分虽在,但西屏的棋艺水平已超过老师许多。
  对于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来说,他的最大希望,莫过于学生超过自己。如学生只是托庇于老师的名望,亦步亦趋,一代不如一代,那对教育家自身也是一个不可原凉的悲剧。俞长侯之所以能够培育出两位绝代围棋大师,就在于他始终以淡泊和欣喜的心情,看待学生超过自己,并尽心尽力予以成全。
  当西屏如雏鹰展翅,而声名未广之际,俞长侯特地携他与襄夏造访松江钱长泽。长泽字东汇,“以名家子,抱经世才,而赋性恬淡,不乐仕进。惟于百家杂艺朝夕研讨,而尤工于弈。……先生弈学既高,从游日重,雅不屑以阿堵角胜负等博塞戏,故四方善弈者争游其门。”长泽棋艺只达三品,但于棋理深有研究。属于社会上有钱有势,倡导赞助围棋的名流,故家中高手颇聚,似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像徐星友、程兰如等都曾是钱家座上客。西屏师徒三人来到以后,颇受优待,长泽与两位少年纵谈古今棋理,范、施听后“靡不悦服”。后来长泽编著《残局类选》,西屏曾为之参订。
  自松江之游以后,西屏“名噪天下,遇日以隆”。毕沅《秋堂对弈歌·序》谓:“(范)年十三即成国工,百年来称第一高手,前者弈师俱逊一筹。”袁枚《范西屏墓志铭》谓:“……十六岁以第一手名天下。”两种说法并无矛盾,皆表明西屏在雍正年间即已称雄棋坛。
  西屏成名后,辞别师傅,开始他自己的棋艺生涯。从史料记载看,他的活动主要在江南苏州、扬州、太仓之间。年轻时曾游北京,《墨余录》略有记载。又据鲍鼎《国弈初刊·序》云,西屏和襄夏二十六七岁时,曾在北京对弈十局,西屏七胜三负,惜世无遗谱。传说孤证,有人指为可疑,然以二人高弈盛名,受聘入京,亦属寻常。
  当时国内棋坛群雄纷争,强手如云,似春秋战国之势。西屏南征北讨,一扫群雄,遂成霸业。大抵除施襄夏以外,所有强手皆难望其项背。西屏全盛时期的精彩对局,从传世棋谱看,除与襄夏之“当湖十局”以及与梁魏今之十局,系分先对局,其余皆是让子对局,从二子到九子,总有几十人之多,基本囊括了乾隆时期的著名棋手。
  西屏中年入赘江宁为婿。其人性倜傥任侠,潇洒不群,游历郡邑,士绅急争致之。“所获金无算,垂手散尽,囊中不留一钱”。袁枚也形容他“为人介朴,弈以外虽诛之千金,不发一语。遇窭人子显者,面不换色,有所蓄半以施戚里”。
  时太仓毕见峰好弈,寒暖不彻,常邀西屏至家作客。其孙毕沅曾形容西屏说:“每对弈,州中善弈者环观如堵墙。君不思索,布局投子,初视草草,绝不经意,及合围讨劫、出死入生之际,一着落枰中,瓦砾虫沙尽变为风云雷雨,而全局遂获大胜。众口欢呼,神色悚异,啧啧称为仙。”诗云:“明轩洞豁筠帘遮,众宾环堵且无哗。东西对垒建棋鼓,圆奁方局无参差,五岳不动四目动,死灰槁木形神悚。……”是诗可想见西屏对弈时的情景矣。
  乾隆二十九年,西屏56岁时客居扬州。在此之前,西屏经常来往于扬州,所以有关他在扬州的传说故事很多。此次居住时间较长,曾应两淮盐运使高恒的邀请,住在其署衙后花园,著书立说。其间收仪征卞文恒为徒,文恒将施襄夏所著《弈理指归》布衍与西屏参阅,西屏拣择变化,参以己意,著成《桃花泉弈谱》。问世后风行海内,各地出版商争相镌刻,一时洛阳纸贵。
  《桃花泉弈谱》文字通俗,变化简明,灵变遒劲,独具特点,是西屏毕生心血的结晶。自问世二百多年以来,向为中外棋家所宝爱,即使在今天,仍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除《桃花泉弈谱》外,西屏尚撰有《自拟二子谱》、《自拟四子谱》等。
  西屏去世不知于何年。然据《清朝野史大观》载,嘉庆初,西屏曾到上海,与当地名手倪克让等手谈,予以指导。此说果信,则西屏八十余岁尚曾到沪游访。
  西屏的棋,“不循古法但横行,自有云雷绕膝生”,奇妙高远,如神龙变化,莫测首尾。李汝珍评价说:“范之于弈,如将中之武穆公,不用古法,战无不胜。”臧念宣评价说:“西屏授子,灵奇变化,莫测端倪。如武侯八阵图,五花八门,入其中者,莫能自免。”都是说他的棋有与前人不同的独创性。
  西屏在其所著《桃花泉弈谱·序》中说:“勋自髫年,爱习前贤之谱,罔不究心。”然而,“使必执前人之谱以律今人之棋,政如安石官礼,房琯火牛,其不坐困于古也何哉!因不揣固陋,即其心得,录为一书,皆戛戛独造,不袭前贤。”从“爱习前贤”到“不袭前贤”,形象地说明了西屏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的关键。
  西屏是一位“天才型”的棋手,他的棋更多地表现为创造力的进发,而不是功力的深厚积累。将前人的棋全部“忘却”,胸中不存一丝影响,只下自己的棋!这就是西屏作为一个大艺术家,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
  (8)棋圣施襄夏
  施定庵(17091770),又名绍闇,字襄夏,浙江海宁人。与范西屏并世称雄,同为棋界宗师。邓元鏸有诗云:“范施驰誉在雍乾,如日中天月正圆。棋圣古今推第一,后无来者亦无前。”
  襄夏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其父是多才多艺的封建士大夫,“工诗文,擅书法,兼画兰竹。晚岁家居应酬之暇,常焚香抚琴,对客围棋”。襄夏自幼入塾,性拙喜静。课余见父亲抚琴、围棋,闻声心慕,请问其旨,父亲说:“琴尚淡雅而鄙繁支,棋贵虚灵而病沾滞。汝羸弱多疾,琴尤宜也。”襄夏先是学琴,后来还是嗜好围棋。
  襄夏11岁时也拜在俞长侯门下。据他在《弈理指归·序》中回忆:“同里范西屏长予一岁,从越郡俞长侯夫子游,年十二而与师齐名,因慕而亦从学焉。初师授三子,来年与范争先。”
  襄夏虽受教于名师,并与范西屏日夕磋磨,刻苦淬厉,极意专精,但他成为国手的时间却比西屏晚了许多。如前范西屏一节所述,师徒三人松江之游以后,16岁的西屏已成为国手第一,而此时襄夏尚难与师兄并驾齐驱。襄夏21岁游湖州,在知府唐改堂幕中遇前辈国手梁魏今、程兰如,尚被魏今授先,23岁从魏今游岘山,因魏今关于流水自然、与物无争的教导,顿悟“化机流行,无所迹象;百工造极,咸出自然。则棋之止于中正,犹琴之止于淡雅也。回忆从前登高涉远,每入迂途,言下有会,即与诸前辈分先角胜”。可知此时襄夏才步入国手的行列。
  从史料记载看,襄夏23岁以后,约有10年时间踪迹不明。据《弈理指归·序》云:“三十年来薄游吴楚,游道渐广。”可知他的棋艺活动多在江南一带。其时,除范西屏外,当世高手已难与之争锋。这一时期,襄夏与各地高手对局很多,但除一些让子谱外,大部分棋局未能流传。据钱保塘《范施十局序》言,襄夏家族藏有他的遗谱很多,不曾印行,后经兵乱毁失殆尽,良可慨叹。
  乾隆四年,襄夏与西屏进行十局“争霸战”,即“当湖十局”,胜负各半。自此以后,襄夏中年超卓,后来居上,终于和西屏分庭抗礼,共执棋坛牛耳。可以说,“当湖十局”乃是最终奠定襄夏棋圣地位的转折点。
  襄夏43岁时曾游扬州,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邀他至署,与名手黄及侣角艺。及侣也可入当时国手之列,与程兰如受先,但定庵却授他二子。50岁时又客居扬州数年,专以“教授诸弟子”,并开始撰写《弈理指归》。53岁书成,卢见曾为之刻印刊行。此后数年,漫游无锡、松江、苏州等地,参加校定《弈妙》(吴峻、吴駧编)、《弈隅通会》(汪秩编)。五十八岁时,又完成另一部名著《弈理指归续编》。此外还著有《自拟二子谱》等书。
  襄夏六十一岁逝世。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集中精力著述,旨在以所得传人,为我国围棋艺术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襄夏的棋,算路精密细腻,风格稳重老练,于棋理有精辟透彻的认识。襄夏对局时苦思冥想,谋略深远,意在子先。故他与西屏那样天才型棋手对弈时,能以“朴拙”的计算,抓住对手的漏着,反败为胜。襄夏一向反对随手落子,自题诗云:“弗思而应诚多败,信手频挥更鲜谋。不向静中参妙理,纵然颖悟也虚浮。”这里所说“纵然颖悟也虚浮”,显然是对像西屏那样“灵变有余,细密不足”的一种含蓄的批评。如若结合襄夏的实战对局,研究他的棋艺的优劣,就会发现他的棋灵变不如西屏,而细密胜之。
  襄夏是一位“功夫型”的棋手。这样的棋手要想出人头地,费时费力,十分困难。襄夏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远不如西屏来得轻巧和迅速。但是,正因为他付出过艰卒的努力,功力深厚如磐石一样牢固,所以他不仅在实战竞技场中以“无敌标誉”,而且在棋理、棋法的阐述方面,也比西屏系统得多。
  襄夏生长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终难免文人习性。他虽弈名盖世,却说自己“余非弈人也”。虽是自谦,但也含有并非独擅棋艺的意思。他自幼人塾学习八股,工诗善琴,古文功底深厚。即以《弈理指归》《弈理指归续篇》为例,其中歌诀多为押韵和对偶的文言。《续篇》中的九首自题诗,句法也颇为工整。但是由于字句深奥,不够通俗,也就影响在社会上的传播。
  综观襄夏的一生,最能启人深思之处,是他幼时性拙,天资不如西屏。然而他并不气馁,经过孜孜不倦的刻苦努力,终于后来居上,成就了非凡的业绩。后人尽可以从襄夏的经历中受到鼓舞,在事业的追求中增强信心和勇气。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襄夏之谓也。
  (9)徐星标幼时战棋客
  乾隆时期有一位国手徐星标,名字最初见于袁枚《小仓山房文集》,但无棋谱流传。遂有人怀疑徐星标乃徐星友之误,如清末的笔记丛书《清稗类钞》、《清代轶闻》等均对此提出疑问。近代《弈学月刊》也曾刊出考证文章,论述星标必非是星友云云。
  其实袁枚《徐君星标墓志铭》已将星标的年望、籍贯叙述清楚。徐星标乃吴江梨里人,死于范西屏之后,享年六十有九,故他大约生于雍正初年。徐星友乃浙江钱塘人,约生于顺治元年左右。因此,星友、星标不是一人可知。
  星标11岁时,棋艺已有相当水准。一天有江西棋客来,适值其父外出,乃抱星标坐膝上,戏曰:“你能代你父亲与我下棋吗?”星标说:“好!”棋客怜其幼,问让子若干?星标跪在椅子上说:“我是主人,你是客人,愿让客先。”棋客笑而从之,刚下数着,棋客已感星标出手不凡,遂攒眉苦思。刚下子,星标即随手支应,又跑到阶下嬉戏。棋客害怕损名,借故遁去。
  星标的棋,据袁枚介绍说:“其布局审势,虽本家法,而常出意外之奇。或敌人坚壁高垒,万无破法,星标强投数子于闲处,若惹人讪笑者。俄而近联远映,若火生积薪中,燎原莫遏,又如降兵内应,伏甲四起。观者且惊且喜且叫绝,而卒莫测其所以然。”
  星标父子两代“国手”,为何竟无局谱流传?若非袁枚为其撰写墓志铭,就将湮没无闻。分析起来,大约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星标父子隐居在家,交游不广。不像其他国手,四海周游,遍访棋友,逐鹿中原以求霸业。因此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不高。二、或许袁枚的墓志铭有过甚其辞之处,星标父子虽可称为高手,但尚未达到国手阶段。在康、乾时期国手如林的情况下,萤火之光难免为日月星辰所掩。
  (10)晚清“十八国手”
  对于从嘉庆至光绪(17961908)这一段时间内的围棋国手,史料中每有“十八国手”之目。但其中究竟包括哪些人,受史料所限,已难以确考。如若参照裘毓麟《清代轶闻》、徐珂《清稗类钞》以及邓元鏸《弈潜斋集谱》等书的记载,从嘉庆至光绪一百多年间,出现的围棋国手大致有如下数人:
  潘星鉴、黄友功、申立功、金秋林、任渭南、林越山、赖秀山、沈介之、张介轩、徐耀文、楚桐隐、李昆瑜、钱贡南、黄晓江、陈德堂、程德堂、释秋航、李湛源、周星垣、董六泉、施省三等。再加上周小松、陈子仙,共二十三人。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实际上在这一百多年中,被称“国弈”的人还有一些,但著名的“十八国手”大致包括在上述二十几个人中间。
  这一时期的国手,从数量上说当不算少,质量上却颇为参差不齐。例如黄友功(贤书)与范西屏受三子,后与潘星鉴则对子,故被邓元鏸列为名家(国手)。再如释秋航尝与范、施弈,皆受二子,范、施没,遂以国手闻。用一句俗语形容,即“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也说明国手的概念只是相对而言,并无统一的标准。人们往往把某一时期公认的最高品棋手称为“国手”,而将与之对弈不受子者也称为国手。因此棋书中常有“黑国手”、“白国手”之称谓,这两种国手之间棋力至少相差一先,但也皆可称为国手。如果与范西屏、施襄夏相比,“十八国手”中的大部分人,棋力水平大约要差二至三子。
  (11)棋界高人释秋航
  晚清的围棋国手中,有一位和尚,名湛静,字秋航,仪征人。秋航不但棋高,享寿也高。关于他的生年和寿数,诸说不一。《待月簃弈谱》、《寄青霞馆弈谱》均称:释秋航死于同治二年癸亥秋间,年九十余岁。《勇庐闲话》载:“僧湛静,字秋航,卒年百一岁。”《清代轶闻》载:“僧秋航,振奇人也。……同治癸亥年,百十九岁矣。”总之,由于释秋航享寿极高,后人对此遂产生种种传说,生年只可存疑。但是对于他的卒年,诸种记载并无太大出入。
  释秋航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朝代。人们常说下围棋的人长寿,秋航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平生交往的棋手极多,乾隆年间,曾与范西屏、施襄夏交手,被授二子。范、施死后,秋航才以国手名动天下。道光年间,周小松年轻时,曾从秋航学棋,受益不浅。但秋航的棋谱留传极少,很难对他的棋艺水平作全面评价。从他与两代大国手范、施及周小松的关系看,无疑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
  秋航约在中年的时候来到北京,长期留住梁家园寿佛寺。他虽托身僧侣,但不受佛教清规戒律的束缚,而是茹荤饮酒,以棋为佛事。白天和慕名前来的棋友手谈,夜晚不枕不卧,结跏趺坐,蒲团面壁。秋航生性好客,时常约人餐聚,饮啖之后,必以角逐棋艺为乐事,有时也受地方士绅的招待,参加棋会。弈棋之余,秋航也常至街坊里弄收集废纸焚化(当时称为“惜字纸”),这也是僧侣所从事的“善事”之一,目的是了却前生的宿债,祈祷冥福。从秋航一生的行迹看,他性格洒脱,不拘理法,行为常有不被世人理解者,颇像一位隐身寺院的世外高人。
  (12)晚清大国手周小松
  周小松,名鼎,江苏扬州江都县人。关于他的生年,前后诸说纷纭。汪二丘所撰《周鼎传》中未曾明言,可知当时已不可考。《碑传集补》称小松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
  小松出生的扬州,自古以来就是繁华富庶的水路重镇,也是达官商贾、文人墨客荟萃之所。“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地灵人杰,棋风大倡。《扬州画舫录》里约略记叙了康、乾盛世,围棋国手在扬州活动的情况。小松虽生时较晚,但扬州作为清代围棋活动的中心,仍在世人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大江南北的高手也常聚集扬州,以棋会友。
  小松年轻时,在乡间下棋,已有相当水平。十八岁时跟仪征老和尚秋航进修,小松被授二子,下了一百多局,用功勤勉,取得长足的进展。小松二十一岁时,适逢南通老国手李湛源来到扬州,小松慕名已久,遂摆开纹枰求教,先由湛源让二子下指导棋。未及中局,湛源的棋已呈败象,只好推开棋盘,起身对小松说:“你的棋已算到七路,步入了大成阶段。只可分先对局,怎么能饶子呢!”湛源的意思是说,小松计算棋路精确深远,已可与自己分庭抗礼,也就是承认他的棋已经达到国手水平。
  从此,小松的声名四处播扬,成为棋坛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各方争相聘请。安徽巡抚英翰慕名将他邀至衙署,待以上宾之礼,请他为范西屏、施襄夏所弈《当湖十局》撰写评解。小松独居楼上,悉心揣摩不已,数日后回报英翰说:“《十局》用意精深,我仍有少数不能完全领会。不便随意评解,自欺欺人。”表现了一个围棋艺术家严肃认真的态度。英翰感觉这位青年诚恳谦虚,深相赞许。彼时安徽还有一位道台刘文柟,嗜棋好客,家中常聚一些各地的围棋高手。小松也常出入其门,与众棋手较量高低。其中与另一大国手陈子仙对局尤多,彼时两大高手都处于技艺成熟的全盛时期,为争夺棋坛霸主地位而全力以赴,他们的棋虽然比不上范、施《当湖十局》那样登峰造极,但也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棋谱为后世所效法。后来子仙去世,小松便独执棋坛牛耳了。
  道光年间,小松受镇江丁建侯、丁理民叔侄的聘请去他家教棋,过路高手也常寻上门来与小松对垒。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的战火蔓延到淮河流域,镇江首当军事要冲,乃兵家必争之地。丁氏全家去苏北东台避难,邀小松同往,小松的儿子五云也随侍左右。五云的棋艺,约小松让二三子的样子,水平不能算低,因此常随小松下些指导棋。东台虽只是沿海的偏僻县城,但因小松父子来到这里(光绪初年,小松又来过一次),一时弈棋的风气大盛,邻近的泰州、盐城两县的围棋活动也因此而兴旺起来。由此也可见一代大国手的影响,以及对围棋普及发展的推动作用。
  曾国藩在其两江总督任内,也曾召小松去下棋。曾国藩棋艺不高,棋瘾却很大。他素有癣疥之疾,一手下棋,一手抓痒,皮屑满座。但小松也无嗜痂之癖,无心退让。尽管让子很多,曾国藩的棋仍旧处处受窘,往往被分割成几块,每块勉强做成两只眼。他不由恼羞成怒,终至悔约,赖掉应付给小松的盘费。
  小松去北京不止一次,除方濬颐外,还曾接受满清皇族耆善的聘请。当时有个福建士大夫林贻书在北京做寓公,也请小松教棋。小松也常与北京的棋手对局,但大多属于指导性质。高手刘云峰被小松授二子。刘云峰及其高足汪耘丰、伊耀卿等人对民国初期的北方棋坛很有影响,使将就衰微的棋道,得以绵延不绝。
  小松晚年受江苏学使之聘,到过江阴,在那里的南菁书院教授棋艺。后来,编辑对局谱《追来集》的高云麟,邀小松到杭州。高家有别墅“红栎山庄”在西湖边上,湖光山色颇能陶冶性情,小松住在那里与高云麟下棋,地方好手徐艺斋、金明斋前来就教,均被授二子。从杭州北归时,小松曾在上海停留一个时期,上海棋手争欲亲炙一代国手的绝艺,纷纷上门求教,其中范楚卿、杨士珊、李祥生、陈子怀等人都是受子中的佼佼者。
  小松辞世的具体时间不详,有记载说他去世约在光绪二十年(1895),照此推算,他应享寿七十五六岁或更多一些。
  综观小松的一生,他的棋艺成名于道光年间,又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德高望重,无与伦比。他的声名不但遍于国内,而且远播海外。日本棋书多次提到,著名八段棋手井上庵幻因硕想来中国,与小松切磋棋艺的故事。可惜限于种种条件,井上竟不能如愿以偿。在我国近代围棋史上,小松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虽然来不及看到“势子对局”以后的时代,但是在中国开始废弃“势子对局”这个围棋发展的转折点上,他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对我国的围棋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小松一生足迹遍于大江南北,桃李满天下。民国初期,在棋坛广有声名的人物,大多与他直接或间接有过接触。遗憾的是小松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他的弟子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老师,为华夏的围棋增光。
  有关小松的棋谱,留存较多,主要见于《尊天爵斋弈存》、《尊天爵斋弈录》、《皖游弈萃》、《待月簃弈谱》、《追来集》、《蜀山草掌弈存》等棋书中。其中《尊天爵斋弈存》、《尊天爵斋弈录》由傅崧泉刊行于道光年间,彼时小松年事尚轻,当是小松早期谱局。《蜀山草堂弈存》由方濬颐刊行于光绪初年,已是小松晚年的谱局了。小松北上入京时,路经山东,曾被武峙东留住,两人合编了《新旧弈谱汇选》,其中所选乃是清代前期和当时的棋局。小松自选编辑《餐菊斋棋评》一书流行,所选之局均有详评,选择既严,措辞亦当,是继徐星友《兼山堂弈谱》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著作。
  (13)晚清大国手陈子仙
  陈子仙,名毓性,浙江海宁人。关于子仙的生卒年月,史料中缺乏明确记载。但据《餐菊斋棋评》,于仙系同治庚午(1870)秋间,因痢疾不治而死,年未及五十。若定子仙当时为四十八九岁,则他应生于道光元年(1821)左右。
  海宁也是清代大棋圣范西屏和施襄夏的故乡,素有弈棋的传统。子仙生长在围棋之乡,自幼受到熏陶,加之他天赋很高,童年的时候棋艺已经非同凡响。《梦园丛说》记载了子仙童年的情况,颇有惊人少处:
  子仙之父寒素,有棋癖但不精,常与客就弈为赌,输则邀客就家门前小酒店宴饮以为偿,子仙幼年时喜观局。八岁时,父与客弈,受四子仍难招架,客落子险处,父苦思不得解,子仙曰:“此为欺着,其实白方病甚多,可在某处反戈一击,截其势为两段,此着当无所用矣。”后代父亲接战,果转败为胜。又单独与客战,客再输,直至饶四子。客大惊异,遂以金助其读书,数年后遂成名。
  从以上记载来看,子仙是一个早慧的天才,他之所以后来成为一代大国手,与周小松并驾齐驱,洵非偶然。
  子仙的父亲见儿子在围棋方面很有发展,就带他去江苏常州拜访老国手董六泉,由董授子进行指导。时六泉已年过花甲,须发皆白;子仙则毛头少年,头挽红线小辫。纹枰对坐,一老一小,一白一红,相映成趣。子仙成名之前应有大量的棋艺活动,从一个普通棋手而上升到国手的地位,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无数次的比赛和角逐,战胜许多彪炳显赫的名手,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可惜史料不全,我们只能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了解子仙成名前后的情况。这一时期中,子仙曾去镇江,与前辈名手郭云海对局,郭大败。之后,子仙到嘉兴马季杰家作客。马本是纨袴子弟,经子仙指导,居然也成为好手。子仙还曾去苏州陈墓镇某户作客,大大推动了该镇的棋艺活动。
  子仙成名之后,声誉不减周小松,两人遂成并世双雄。初时各据方隅,彼此未曾晤面。两人的技艺高低,在围棋爱好者心中,还是一个谜。他们首次相逢是在扬州,两雄初次对垒,勾心斗角,倾竭全力,含有争夺棋坛霸主的意味,是近代围棋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比赛,结果小松负半子。
  从这次对局以后,子仙名声大噪。后来他与小松受各方邀请,时常对阵。据小松记述,两人先后下有百余局,但也多数未见流传。有记载说子仙胜局较多,但从目前流传的棋谱看,小松的胜局却比子仙多。有人说,这是因为子仙早逝,遗谱弃取操诸小松之手。小松在棋评中对子仙虽甚推挹,但去取之间终难免有所偏倚。客观地评价,两人的棋堪称势均力敌,难分轩轾。但棋风有所不同,邓元鏸说:“周小松如金丹九转,炉火纯青;陈子仙如剑客侠士,饶有奇气。”可谓风格独特,各有千秋。或许子仙年岁较小,精力旺盛,着棋纵横变化,锋利神奇,因此与周小松对局略占优势。但子仙早逝,所以他的名望始终小如小松。
  子仙足迹所至,以江淮一带为多。《晴川对弈偶存》载,汉阳的晴川阁重建落成之时,住持绘空特邀子仙西上,在晴川阁与徐耀文对弈两局。徐耀文乃前辈国手,在上江号称无敌,但这两局棋都是耀文执黑先行,实系让先(旧制,互先者先番执白),大约耀文也属黑国手之流,并非子仙敌手。其时画家周景濂特绘一幅《晴川对弈图》,并由杨象济撰文记述其事,还有不少人题诗其后,连同两局棋谱合并刊成专册流行。
子仙病死的经过,《海宁县志》有所记载:同治庚午(1870)夏,子仙正在海宁故乡,忽接安徽巡抚英翰来信,告之有琉球使臣杨光裕将到,此君以棋艺自命不凡。因思东南国手无出子仙之上者,希来与之一决,俾知中国有人云云。子仙接信后,心中顿起为国争光之意,随即动身前往。谁知到安徽以后,杨光裕忽托故辞谢,对局之事遂成泡影。杨光裕的棋艺在琉球确有一定声望,孙小文所辑《琉球弈谱》中,曾有其对局,但水平较子仙颇有距离。是光裕之不肯入局,或许自知不敌,恐损名头使然。子仙在安徽稍事停留,即返故里。不料半路跋涉辛苦,乃至中暑而感染痢疾,行至上海,竟一病不起。一代英才,就此魂归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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